提升自我效能 「疫」境自強
自湖北省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首次通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至今已有五個月。您還記得這段日子的心情如何？對新病毒的未知數、染病風險，甚至死亡的恐懼，為搶購口罩徬徨奔波，被困家中孤立無援，擔心眼前生計朝不保夕，對未來人生感到迷惘……然而，在負面情緒籠罩下，您有否發現一些疫情中的小確幸？難得和家人朝夕共處，收到遠方好友暖心問候，家居隔離生活點滴的網絡視頻所帶來的笑話與共鳴，其實苦中仍能作樂。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學人員及研究）、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心理學教授何敏賢教授，根據過去多年研究曾經歷創傷性事件人士的心理狀況，包括長期追蹤非典型肺炎（SARS，簡稱沙士）疫情醫護人員和康復者的情緒狀態，從理論和實證層面探討如何提升自我效能，從負面情緒中建立正向思想，以應付現時疫情帶來的情緒壓力。
守在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備受大眾關注。截至4月8日，已有52個國家向世界衞生組織通報，超過22,000名衞生工作者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於2月17日發表論文，指出全國近1,700名醫護人員受感染，佔當時總確診人數3.8%，其中 5 人死亡。在意大利，一份於4月10日發表的報告顯示，11%確診病例為衞生工作者。
何教授就曾經歷沙士香港醫護人員的研究，為今次疫情提供別具價值的參考，而他認為，在疫症期間，人們會經歷五個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階段，反映其執行日常抗疫措施的信心程度：
一） 未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受感染，不覺恐懼；
二） 了解自己可能會受感染，卻因資訊不足等原因不知怎樣預防；
三） 認知如何預防，卻因環境限制而無法採取預防措施；
四） 正遵從抗疫措施，但難以長期維持，如醫護人員面對巨大壓力、繁重工作量或疫情期間既定的醫療程序更改等，出現抗疫疲勞；
五） 正遵從抗疫措施，並能夠長期維持。
何教授表示，面對第二、第三或第四個階段的醫護人員容易感到恐懼，而他們最害怕將病毒傳染給家人朋友，其次才是自己受感染。假若能協助醫護人員提升自我效能，即做到第五個階段，他們就較能應付情緒壓力，即使疫情漫長也可堅持下去。何教授與其團隊目前與廈門、台灣及悉尼等地區的研究人員合作，以沙士的研究為基礎，探討香港與各地在應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同群組的心理狀態。
面對創傷性事件，人們在一段時間內，通常會出現四種反應：一）情緒完全不受影響，抗逆能力頑強；二）情緒大受影響，待事發後一段時間才逐漸恢復正常；三）情緒初時不受影響，其後慢慢浮現創傷；四）情緒跌至谷底，心理狀態持續惡劣。
何教授另一項關於沙士的研究，是在香港追蹤近千名康復者在18個月期間的心理狀況。他和其研究團隊發現，42%沙士康復者出現第四種反應，較面對其他創傷性事件的人出現相同反應的比例為高（一般為5至10%，有時會達到三分之一）。此外，出現第三種反應的人亦較一般多（13%）。其中一個解釋是，當時不少香港人相信沙士會於2004年冬季再度來襲，這種預期所帶來的焦慮，導致負面情緒逐漸浮現的人較多。而出現第一和第二種反應的人，則有較多人際網絡給予的情感支援，以及對沙士的憂慮亦相對較少，而政府和媒體向公眾提供有關感染風險等訊息亦有助減低憂慮。
此外，何教授根據另一項跨越十年、關於乳癌康復者的研究，探討創傷性事件對人的長期心理影響。他發現，乳癌康復者在患病期間感到徬徨無助，相比保持鬥志、以積極態度面對癌症的患者，較容易出現抑鬱和焦慮，無論身心或生活質素都較差。何教授特別指出，香港過去一年經歷社會事件，其後又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令巿民接觸到更多負面的事件和訊息，往後，他希望探討雙重和累積創傷性事件對人們所造成的心理影響。
基於以上的多項研究，何教授建議人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不要只著眼負面訊息，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正面事件，如患者康復、民間自發派口罩等好人好事。從心理學上看，抱持希望，有助人們找到目標，展望未來，從而不會被當前的負面情緒主宰。
何教授亦指出，一些在沙士期間的正面做法，可應用到是次疫情，協助人們面對心理危機。「當年沙士疫情之後，我們的其中一項服務，是邀請醫護人員在水果形狀的便條紙上，記錄當下發生正面的事，然後互相分享。有些病房經理每早都會寫這種便條，以互相鼓勵。」何教授同時鼓勵人們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如沙士時有喜歡下廚的醫護人員，他們因不敢回家，於是公諸同好為同事下廚。即使是簡單的小事，只要持之以恆，同樣有助加強抗疫力。
年屆百歲的英國二戰老兵Tom Moore為疫情中醫護人員籌款，如他所說：「明天會更好（“Tomorrow will be a good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