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自我效能 “疫”境自强

自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次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至今已有五个月。您还记得这段日子的心情如何吗？对新病毒的未知、染病风险，甚至死亡的恐惧，为抢购口罩彷徨奔波，被困家中孤立无援，担心眼前生计朝不保夕，对未来人生感到迷惘……然而，在负面情绪笼罩下，您有否发现一些疫情中的生活小确幸？难得和家人朝夕共处，收到远方好友暖心问候，感受家居隔离生活点滴的网络视频所带来的笑话与共鸣，其实苦中仍能作乐。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学人员及研究）、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心理学教授何敏贤教授，根据过去多年研究曾经历创伤性事件人士的心理状况，包括长期追踪非典型肺炎（SARS，简称沙士）疫情医护人员和康复者的情绪状态，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如何提升自我效能，从负面情绪中建立正向思想，以应付现时疫情带来的情绪压力。

守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备受大众关注。截至4月8日，已有52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共有超过22,000名卫生工作者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月17日发表论文，指出全国近1,700名医护人员受感染，占当时总确诊人数3.8%，其中5人死亡。在意大利，一份于4月10日发表的报告显示，11%确诊病例为卫生工作者。  

何教授就曾经历沙士香港医护人员的研究，为今次疫情提供别具价值的参考。而他认为，在疫症期间，人们会经历五个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阶段，反映其执行日常抗疫措施的信心程度：
一）  未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感染，不觉恐惧；
二） 了解自己可能会受感染，却因资讯不足等原因不知怎样预防；
三） 认知如何预防，却因环境限制而无法采取预防措施；
四）正遵从抗疫措施，但难以长期维持，如医护人员面对巨大压力、繁重工作量或疫情期间既定的医疗程序更改等，出现抗疫疲劳；
五） 正遵从抗疫措施，并能够长期维持。

何教授表示，面对第二、第三或第四个阶段的医护人员容易感到恐惧，而他们最害怕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朋友，其次才是自己受感染。假若能协助医护人员提升自我效能，即做到第五个阶段，他们就较能应付情绪压力，即使疫情漫长也可坚持下去。何教授与其团队目前与厦门、台湾及悉尼等地区的研究人员合作，以沙士的研究为基础，探讨香港与各地在应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群组的心理状态。

面对创伤性事件，人们在一段时间内，通常会出现四种反应：一）情绪完全不受影响，抗逆能力顽强；二）情绪大受影响，待事发后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正常；三）情绪初时不受影响，其后慢慢浮现创伤；四）情绪跌至谷底，心理状态持续恶劣。

何教授另一项关于沙士的研究，是在香港追踪近千名沙士康复者在18个月期间的心理状况。他和其研究团队发现，42%沙士康复者出现第四种反应，较面对其他创伤性事件的人出现相同反应的比例为高（一般为5至10%，有时会达到三分之一）。此外，出现第三种反应的人亦较一般多（13%）。其中一个解释是，当时不少香港人相信沙士会于2004年冬季再度来袭，这种预期所带来的焦虑，导致负面情绪逐渐浮现的人较多。而出现第一和第二种反应的人，则有较多人际网络给予的情感支援，以及对沙士的忧虑亦相对较少，而政府和媒体向公众提供有关感染风险等讯息亦有助减低忧虑。

此外，何教授根据另一项跨越十年、关于乳癌康复者的研究，探讨创伤性事件对人的长期心理影响。他发现，乳癌康复者在患病期间感到彷徨无助，相比保持斗志、以积极态度面对癌症的患者，较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无论身心或生活质素都较差。何教授特别指出，香港过去一年经历社会事件，其后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令巿民接触到更多负面的事件和讯息，他希望之后探讨双重和累积创伤性事件对人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
 

 

 

何教授亦指出，一些在沙士期间的正面做法，可应用到是次疫情，协助人们面对心理危机。“当年沙士疫情之后，我们的其中一项服务，是邀请医护人员在水果形状的便条纸上，记录当下发生正面的事，然后互相分享。有些病房经理每早都会写这种便条，以互相鼓励。”何教授同时鼓励人们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如沙士时有喜欢下厨的医护人员，他们因不敢回家，于是公诸同好为同事下厨。即使是简单的小事，只要持之以恒，同样有助加强抗疫力。

年届百岁的英国二战老兵Tom Moore在疫情中为医护人员筹款，如他所说：“明天会更好（Tomorrow will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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