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張信剛教授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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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主席、各位校董、各位嘉賓、各位畢業同學、各位同事:

 

在這個秋高氣爽,喜氣洋洋的日子裡,我們舉行城市大學的第十八屆學位頒授典禮。作為校長,見到又一批同學學業有成,我感到特別高興。各位同學多年來的辛勤學習,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各位家長的愛護與支持,得到了應有的收穫。在這裡,我謹代表城市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工,向各位畢業同學致賀,祝你們身體健康,事業成功。

 

今年2003年,對世界,對中國,對香港,對我們許多個人來說,都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年初的伊拉克戰爭及稍後的沙士疫症波及全球。年中,香港經歷了強烈的政治震撼,也開始和內地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最近,「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成功返回地球;航天員楊利偉訪問香港,掀起熱潮。

 

這些不平凡的事件,必將載入史冊,也將會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腦海中。然而,今天我並不想評論這些不平凡的事件。我卻想和大家回憶一下四十年前,也就是1963年時,我個人的一段經歷,並以此與今天的現實作一些比較。

 

四十年前,我從台灣到美國讀研究院。由於我父母當時正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亞(Ethiopia)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我就從台北先到埃塞俄比亞探望父母,然後經歐洲飛往美國東岸,再橫貫美國大陸到西岸入學。回想哥倫布當年為了想找一條從歐洲到中國的捷徑,竟先到了美洲。而我由中國台灣到美國加州,則是經亞、非、歐三洲,繞行地球大半圈。

 

我四十年前留學之行的第一站是香港。一位家住香港的中學同學來機場接我回家。他母親很熱情地對我說:「歡迎你來我們家作客。但是有一點,你每天只能用一臉盆水。」當時香港的基礎建設還不夠好,供水嚴重不足。1963年夏天,每三天才供水四小時!

 

從香港,我路經曼谷(Bangkok)、加爾各答(Calcutta)、孟買(Bombay)、到了黎巴嫩(Lebanon)的首都貝魯特(Beirut)。由於黎巴嫩曾是法國殖民地,貝魯特素有「小巴黎」之稱。在黎巴嫩我學習了發明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的航海殖民史蹟,參觀了巴爾貝克(Baalbek)的羅馬神廟遺址。那時美國海軍陸戰隊剛才從黎巴嫩撤離不久,我第一次體驗到中東的緊張局勢。

 

從黎巴嫩,經開羅,我飛到了埃塞俄比亞的首都阿斯‧阿巴巴(AddisAbaba),再轉機到我父母的工作地,該國北方古城貢德爾(Gondar)。埃塞俄比亞是一個位處東非,具有三千年文明歷史,信奉基督教比羅馬還早的古老王國。我有機會去參觀了一千多年前修建的基督教堂,還探訪了據傳已在埃塞俄比亞定居了近三千年,外貌上及生活上與當地人民並無分別的法拉夏猶太人(FalashaJews)。

 

1963年八月底,我由阿斯‧阿巴巴搭飛機經蘇丹的卡爾通姆(Khartoum)、雅典、羅馬、蘇黎世到了自幼便已心儀的巴黎。當然,我在羅浮宮見到了向人展現神祕微笑的蒙娜麗莎(MonaLisa),也登上了艾菲爾塔(LaTourEiffel)及凱旋門(ArcdeTriomphe)。在巴黎三天中,雖然說了不少法語,但發現四周的人群,有很多是說英語的美國遊客!

 

從巴黎飛到紐約,以每天3.5美元的房租住在曼哈頓的青年會(YMCA)。除了參觀帝國大廈及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我也漫遊了第五街及百老匯。我對紐約的印象是,在這裡有各種移民及遊客,很少聽到純正的美式英語!

 

從紐約乘坐了三天三夜的長途巴士,終於抵達位於舊金山灣區的史丹福大學。

 

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裡,我有機會讀到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世界各地的報刊,逐漸認識了世界局勢,也開始了解美國國內的種族關係。那時,馬丁路德‧金牧師剛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著名的「我有一個夢」的演說。許多美國白人都被他感動,因而反對黑白隔離政策,贊成民權運動。但也有許多人仍然很不能接受這個觀點,所以當時美國內部的種族關係十分緊張。

 

1963年深秋的一天中午,我在校園裡見到許多美國同學都面帶戚容,有的還在低頭飲泣。原來是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當天早上被暗殺了。這一事件,震撼了全世界;其真相至今仍然撲朔迷離。

 

白雲蒼狗,滄海桑田。四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當日剛才擺脫歐洲殖民主義不久的許多亞非洲國家,四十年來仍然未能解決殖民主義的後遺症;種族或部落戰爭經常發生,貧困、貪污隨處可見。

 

另一方面,四十年來,美國吸納了數千萬世界各地的移民。國內的族群關係也已得到明顯的改善。四十年間先後有三位國務卿都是在外國出生的移民;當今的國務卿及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都是非裔黑人。這是何等開放的國度啊!但值得人們深思的是,何以一個內部強調民主自由的國家會於四十年內在世界各地多次動武?為什麼國內的兼容並蓄與對外的單邊主義會同時成為美國的國策?

 

至於中國,它已從多次政治運動中領取了深刻的教訓。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全力發展經濟,並以科教興國為國策,力求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對外主張和平與發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逐漸重要的角色。相對於四十年前,今天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是自信兼且自豪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2003年的香港。無論用任何標準,香港都是當今世界上最現代化、最富裕、最繁榮的大都會之一。前兩代人所付出的辛勞,早已讓那沒有地鐵,沒有海底隧道,供水不足的日子成為淡出人們記憶的歷史陳蹟。而我們現在是欣欣向榮的中國的一部份,又是中國南方的主要門戶。我們既可以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又可以在這一個令人振奮的歷史過程中得到自身的發展。為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我們應該重拾過去的拚搏精神,充份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心繫祖國,獻身香港。

 

各位畢業同學,「神舟五號」的航天員楊利偉多年來忠於職守,勤學苦練,為國家帶來了榮譽,也為個人帶來了成功與滿足。四十年來,許多美國與俄國的太空人都為他們的國家與責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與犧牲,因而也取得了個人的事業成功。由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發:不為大我的利益,也沒有小我的成功。

 

有人說,歐美國家的基本價值觀是個人至上,東亞國家的價值觀是集體為先。且不論這種簡單化的說法是否準確。即使它有一定的道理,香港作為東西文化交匯之都,也應該融合這兩種價值觀,把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作適當的調和。

 

其實,中國文化固然主要受儒家影響,比較注重集體意識,但我們歷代許多詩人、畫家的佛學禪宗及莊老哲學的意境,也同樣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初唐詩人陳子昂的名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難道是集體意識的表現嗎?

 

近現代的歐美社會雖然比較注重個人,但是像上述美俄太空人因公忘私的事例簡直多不勝數。美國西點軍校的校訓便是「責任、榮譽、國家」,這難道是個人主義的要求嗎?

 

四十年來,我在東方與西方都生活與工作了多年。我最深刻的體會就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只有「同舟共濟」,集體才有前途,個人才有發展。無論在什麼社會裡,只有讓小我的利益與大我的利益得到統一,社會才能生機勃勃,繁榮興旺,個人才能心情舒暢,施展所長。

 

各位畢業同學,當你們正在開創個人事業,展開生命中的新篇章之際,我對你們是抱有厚望的。以你們今日的處境,面對未來所將帶給你們的挑戰與機遇,你們必須勤奮以赴,也必將有所收獲。

 

現在,我想把我於1963年學到的美國甘迺迪總統的一句名言,贈送給大家:「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問一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Ask not you're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在你們為香港、為祖國所做的努力中存在著香港與中國的光明未來。而祖國和香港的光明未來將會給你們帶來事業上和心靈上豐厚的酬報。

 

我深盼大家對這個道理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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