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歷史遺產及其他
「利瑪竇可以說是歷史上一個樞紐級的人物，唯有徹底了解他，才能知道有關歷史後來的流變。」中國復旦大學歷史系朱維錚教授在會上表示。朱教授是最近剛出版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一書（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城大跨文化研究中心及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2001年）的主編，他認為，利瑪竇之所以到今天還能成為中外學者的熱門研究課題，主要還在於他所留下來的龐大歷史遺產。
「在宗教方面，利瑪竇是首位成功使基督教在中國立足並且自此從未中斷的關鍵人物；至於在文化方面，利瑪竇更開啟了四百年來整個中西文化的互動，影響無比深遠。」他指出，利瑪竇用中文撰述的論著和譯作，使中國人開始接觸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文化，引進了西方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物理、化學、醫學、建築、水利等方面的知識。至於利瑪竇用西文記敘中國印象和在華經歷的書信、回憶錄，以及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也使歐洲人初步了解到中國文化。
「過去，西方學者對於利瑪竇的研究，主要憑藉的是利氏以西文寫成的日記和書信。其實，利氏的著述中，以中文發表的佔大多數，可惜過去一直沒有好好整理。」朱教授相信，要對利氏思想有全面的認識，一定得從原始材料入手。而這也是他編纂《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的主要動機。
利用道家思想傳教
蘇教授此次在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便是以「道家利瑪竇」為題，從晚明與利氏交往的知識分子對利氏的描述，以及利氏自己用中文撰寫的《畸人十篇》，來看他如何不自覺地被當成是道家一類人物之後，又順手推舟地戴上道家的面具來達到他傳教的目的。蘇教授認為，利瑪竇對道家思想並不是真的感到興趣，他努力學習道家思想，也並非為知識而搞知識；他的最終目標還是希望能夠達到他傳教的目的。蘇教授說：「他知道那些在看道家的書的人，都是在追求另外一種知識，具有比較不穩定的思想，正是他傳教的最佳對象。」
在剖析明代士人李贄送給利瑪竇的「贈利西泰」一詩時，蘇教授指出，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行跡其實一點都不逍遙，但李贄卻以莊子的「逍遙」來形容他。「可見，中國士人是把他看成一個現代版的莊子般的人物，來啟發他們，令他們迷惘。而利瑪竇一定也發現，與莊子有關的概念可以幫助他在中文世界裡找到立足點，因為對中國讀者而言，它可以是他們對不熟悉的文化的熟悉記號。」而這也是為甚麼利瑪竇在《畸人十篇》中，以莊子的用語「畸人」自稱，來闡釋他種種遊盪於中國傳統概念之外的與天主有關的「方外」理念。
用中國名目講西方學問
「西方學問為外來的學問，很容易受到中國人排斥，因此利瑪竇就利用了中國哲學中本來就有的名目——格致學，來講西方的自然哲學、科學和宗教等等，讓中國人聽起來比較可以接受，他也因此說服了多位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中國士人，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來自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徐光台教授表示。
專研科學史的徐光台教授，近年來致力研究利瑪竇有關格致學方面的討論，在會議上發表了「明末中西人士在『理』問題上的遭遇：以利瑪竇為先驅」一文。所謂格致學，乃取自朱子的「格物致知」，指的是宋明以降以朱熹等人為代表的一套涉及自然、科學，特別是陰陽五行的知識系統，一般又稱理學。他首先分別介紹了明末耶穌會士和中國士人在「理」問題上所各自沿襲的傳統，然後分析耶穌會士如何套用中國傳統理學的說法，來將西方的人性論、人與萬物的起源等學說介紹給當時的中國士人。
徐教授表示，利瑪竇首先在《天主實義》中採用了理學的概念，然後在《幾何原本》中，把這個學問推展至包括數學，之後又把整個西方學問的劃分，都納到格致學的名下。「不過，利瑪竇雖然介紹了很多西方的科學思想和學說到中國來，但如果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利瑪竇的目的並不是在介紹這些學說，而是要介紹造物主。」專研科學史的徐教授補充，一般傳教有兩種方法，一是找人到教堂聽道，一是透過上帝的作品——大自然——來傳教。後者就是所謂的「自然神學」，而利瑪竇走的正是中世紀士林哲學（即經院哲學）採用的自然推論的那一套。
對晚明政治帶來影響
同樣來自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黃一農教授，則從一個較少為其他學者觸及的角度，來探討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對於晚明的政治所帶來的影
「以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的滿洲人，如何可以在短短時間內征服大明帝國？歷史學家可能會告訴你政治上、社會上以及經濟上的種種因素；可是，無可否認，戰場上的技術也可能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黃教授便是基於這個想法，把自己的研究目標鎖定在耶穌會士為中國所帶來的先進武器上，完成了此次在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烙上十字架的紅夷大砲——試論耶穌會在明清鼎革之際所採取的策略」。
黃教授指出，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為了迎合明末中國統治階層抵抗外侮的需要，而引進了西方的兵學及火砲。當時在這方面學習得最為成功的中國學者，首推徐光啟。可惜明廷對西洋火器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往往只在戰情緊急時才臨時抱佛腳；後來火砲為滿洲人所用，更使得明朝自此滅亡。「傳教士本來是要幫助明朝人抵擋滿洲人，但天不從人願，他們的努力成果全被滿洲人吸納。」
黃教授透過周延的資料搜集和實地查訪內地各地的古砲台遺跡，得到的結論是，西方火砲之學雖然早自利瑪竇來華時就已傳入，但在大清帝國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就又慢慢為人遺忘。以至到了晚清時，中國在火器方面的科學知識與技術能力，遠遠落後於明末清初之際，完全無法招架西方列強堅船利砲的挑戰。他說：「從明清西洋火砲傳華的歷程，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科技對歷史所可能產生的重大衝擊，也可認識到科技的發展並不一定是持續進步的，而與社會的需求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
對中國士人大談死亡
直至今日，許多人對於當年中西文化如何跨出互動交流的第一步，還是感到相當迷惑與不解。在這個問題上，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TimothyBrook教授認為，耶穌會士利瑪竇和晚明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較為清楚的答案。他說：「過去的有關研究，多集中在利瑪竇給中國帶來了甚麼好的影響。可是，我覺得焦點應該是在明朝的中國人這邊，他們到底是怎麼了解利瑪竇的看法、怎麼受到他的影響的？唯有搞清楚這點，我們才能看清楚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面貌。」
不約而同地，Brook教授也選擇了以《畸人十篇》作為討論的起點，在以「利瑪竇與徐光啟的對話」為題的論文中，探討了二人關於死亡的對話。他表示：「死亡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很重要的哲學概念，可是在中國文化裡卻不是。在晚明士人對死亡以及與它有關的一些哲學問題均有著一套根深蒂固的看法的情形下，利瑪竇所用的語言與闡述方法，真的令他們了解、接受了嗎？利瑪竇真的如我們想像，那麼了解中文與中國文化嗎？」
在Brook教授的發言裡，他首先提出了這個疑問，然後針對《畸人十篇》第四篇「常念死候備死後審」一文，進行字斟句酌的推敲與琢磨。「細看《畸人十篇》，你會發現利瑪竇只是在用他所了解的中國文化來推展傳教事業，並不是真正在推動跨文化交流，所以不能算是一個很好的跨文化的表現。」
科學的跨文化傳播與演進
漢城國立大學金永植教授以「關於科學傳播與演進的一些思考」為題，從科學史的角度審視了科學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過程與效果。他表示，科學知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無可避免會為接收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領域上帶來改變；而科學史上的許多重大的科技革命，也正是透過這樣的過程發生的。「這些被接收的外來觀念，有些逕被移植，有些則與被接收的文化發生巨大的衝突。它們在被移植後到底經歷了甚麼樣的遭遇，應該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領域。」
金教授近年主力從科學史的角度，拓展研究「比較科學史」的可能性。在此次的發言中，他集中探討了由以利瑪竇為首的一批耶穌會士所啟動的、歐洲與東亞國家之間的科學傳播，引起與會學者熱烈的討論。
利用《幾何原本》傳教
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的Roger Hart教授集中就由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提出新穎見地。他在「十七世紀的中國西學：從微觀史學的角度看世界歷史」論文中指出，《幾何原本》的傳入中國，只是耶穌會士用來達到傳教目的的手段之一；他們利用歐幾里得原理的高度穩定性，來排除明末士人對上帝的疑慮，吸引他們信教。而在耶穌會士引導下奉教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因為要傳播宗教，而在自己對科學知識所知無幾的情況下，依然大力稱頌、推廣西學的優越性和實用性。Hart教授的結論是，明末西學的傳播，正是得力於這批既愛國又愛主的知識分子，其中則寄託了他們希望能夠以西學救國的希望。
在長達三天的會議裡，多位學者就晚明耶穌會士積極引進的其他西學領域，如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紐約城市大學Joseph WDauben教授就以「自徐光啟到華羅庚：利瑪竇及中國現代數學的興起」為題，探討了中國如何從利氏引進歐幾里得理論以後，慢慢建立了當代中國的數學傳統。而Friedrich-Alexander University Erlangen-Nuremberg的Iwo Amelung教授，則檢視了「物理學」如何在耶穌會士引進後，經過漫長的過程才成為一門廣受認可的學問。而香港大學馮錦榮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江曉原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石雲里博士等，亦從西方天文學在華的傳播情況提出討論。
此次會議的題目包羅廣闊，不過，美國賴斯大學的Richard Smith教授則表示，下次如果還有機會舉行有關研討會，他希望能看到更多跨學科的研究，而不是各自局限在史學、哲學或宗教等學科裡。他說：「中西文明這段最早的交流史非常複雜，它的關鍵並不在於西方觀點如何被中國譯介，或中國觀點怎樣向西方看齊。我很希望能看到有人從社會學或心理學等其他角度，來進行有關利瑪竇的研究。畢竟，在那段歷史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可能才是真正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