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與生活感悟

何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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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里活(好萊塢)式的電影製作衝擊下,寫實的紀錄片地位日漸式微。究竟北京的一位資深導演怎樣引發一群香港學生的興趣,令他們毅然愛上這個正在掙扎求存的媒體藝術?

27歲的吳新陸,是城大媒體設計及科技藝術碩士課程的二年級學生,除了短時間參與過音樂電視的製作外,從來沒有任何拍攝紀錄片的專業經歷。他本身是修讀電腦科學出身,先後做過幾份資訊科技顧問工作,然後才毅然決定重返校園,報讀了媒體設計及科技兩年全日制課程。

初試執導

吳同學的第一部紀錄片在去年12月城大校長張信剛教授府邸舉行的文化沙龍聚會上試映,吸引座上的教育家、電影製作人和文化評論員全神貫注地欣賞,雖然大家的觀後感反應不一,但總體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吳同學35分鐘長的《無聲的背負》,記錄了他與一向沉默寡言、不善與家人溝通的父親的日常生活片斷,鏡頭跟隨這位60多歲搬運工人的足跡,拍攝他的工作情況和家庭生活。影片的開始是兒子苦苦懇求得到父親的允許進行攝錄,(「爸,我可以拍製關於你的影片嗎?」),而結尾則是兩父子推開心扉、促膝交談的對話。對出席試映的專業人士來說,《無聲的背負》在鏡頭運用、燈光和音質等技巧上都不免有些生疏粗糙,但所有人都不能不讚賞拍攝者的誠意和用心,部份觀者甚至覺得影片描述兩父子之間的情感張力關係十分真摯。

吳同學的作品開始時只是為了滿足創意媒體學院課程的習作要求,但最後卻成為他實踐老師對紀錄片要求的一個勇敢嘗試。畢竟,紀錄片是關於人和事件,拍攝者要對此熱情十足。有紀錄片之父的格爾格遜(John Grierson)曾說:「紀錄片是對客觀現實的創造性處理。」

吳同學並不是班唯一受到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北影)的司徒兆敦教授感染的學生,另外25位來自不同學科,包括社會學、新聞學、生理學、心理學、藝術、金融和物理學的同學同樣為司徒教授的訓誨所感動。司徒教授於2003年9月至2004年3月初於創意媒體學院任客座教授。經過司徒教授四個月來的教導,全班同學一共製作了19套短片,方法既多姿多彩,題材又多樣化,有描寫雕塑家的《城市英雄》、來自法國的寄居者《石智琦的小屋》、溜冰教練《情與緣》、業餘粵劇愛好者《文禮鳳的雷鳴金鼓》和英籍航海家《馬可船長的故事》。所有作品都採用數碼錄像攝錄。

司徒教授說:「雖然幾乎所有學生以前都沒有電影或錄像製作的經驗,但令人興奮和滿足的是,在幾個月之後,他們都可以從無到有完成了一批在題材和美感上蘊含無限潛力的作品。」司徒教授有「中國紀錄片之父」的美譽,在有中國電影業搖籃的北影工作了近40年,事業昭著,桃李滿門,其中更包括被稱為中國第五代、飲譽國際的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等。

為了推廣和慶祝學生的成就,創意媒體學院在三月舉辦了一次小型影展「我看、我聽、我發現、我紀錄」。香港的一家電視台也對這批作品表示興趣,正安排其中幾套在今年稍後向公眾播放,目前唯一要解決的問題是向被拍攝者取得同意。某些故事的主人翁本來是因為這是學生習作的關係,才同意上鏡,但現在要面對大量的公眾目光,顯得有些猶豫不決,有些則表示不同意。

紀錄片是現實的記錄

學生的作品及他們對紀錄片的熱情,都大大超過了司徒教授起初的預期。作為客座教授,他心抱著一個目標:就紀錄片的理論和製作進行講課。在開始之前,他認為香港學生接觸過大量的荷里活式製作,對拍攝技巧的興趣會大大高於對動人故事和主題的要求。再者,他的學生全部都是電影新生,而大部分是電腦程式編寫員。司徒教授擔心,對這批對媒體瞭如指掌的學生來說,形式遠遠比內容重要。

「我一直認為紀錄片是關於記憶」,司徒教授說:「沒有保留歷史和記憶的有效片段,文化就不能保留。」他對學生說,紀錄片是關於現實,關於活生生的人物、事件和情景,而紀錄片的題材和內容應比形式更重要。他在去年9月上第一課時說:「製作一套紀錄片就如跟片中的主角共同生活一段時間。你仿似進入一段浪漫關係,你要深入了解你的伴侶,甚至比了解自己更多。」透過鏡頭去觀察和紀錄這個客觀世界,往往也可以令人反過來更了解自己。在另外一套學生作品—35分鐘長的《何處是家》中,同班的申特爾.阿佳沃講述了兩名菲律賓家庭女傭與她們印籍僱主之間的矛盾,展示了香港外籍傭工鮮為人知的生活。在講述有關香港的外籍勞工工作和生活故事的同時,主修商科的阿佳沃也開始明白到作為印度人在香港這個華人為主的城市,其生活與工作經歷其實與她拍攝的對象如同一轍。這套電影令她更了解自己的處境。司徒教授說這是阿佳沃的處女作,但從此她便愛上了紀錄片和攝錄機。

司徒教授在城大講課逾11節,特別著重以例子、他在內地的作品及世界各地的電影及錄像作教材。一位學生說:「他教曉了我如何思考和觀察。」學生不單對老師的講課反應積極,還把他們前所未有的熱誠投入短片習作中去,在四個月內製作紀錄片。

最後,學生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以香港為題材或背景的,洋溢著對本港文化和人民的無限人文關注。司徒教授說雖然作品的攝影和製作技術仍然生硬,但學生「已深深為這理念所吸引,起碼從今以後,他們作品的焦點都會緊緊地扣在周圍的人和生活上。」司徒教授引用日本電影大師Ogama Shuisuke的話勉勵學生:「紀錄片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最後,他總結說:「這些作品,現在仍未臻完善,但它們都十分真實,用意良善,勇氣十足,更散發著獨特個人風格。」在幾個月之內,司徒教授已在大學這個結合技術和說故事藝術的課程撒下紀錄片的種子,也為電影教育開闢了一條新蹊徑。

認識司徒兆敦教授

司徒兆敦教授身上流著的是電影的血,這句話大概一點沒誇張。他的父親司徒慧敏生於1900年代,於1928年入讀日本東京上野美術學院,並於1930年在上海攝製了中國第一批文藝長片。1947年,司徒慧敏到美國學習影視學及電影管理,後來回到中國出任文化部副部長,被譽為中國電影界的先鋒之一。

司徒兆敦教授於1938年11月在香港出生,在香港上學好幾年後,於1951年隨家人到北京定居。他幼承庭訓,很早就愛上了電影。1964年,他畢業於中國當時唯一的一家電影學校—北京電影學院,並自此一直在該校擔任教職。37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教過多個有關導演和紀錄片的課程,並於1987年出任導演系系主任。曾得他指導的學生包括聞名國際的多位中國「第五代」導演﹙1982年毛澤東逝世以後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批畢業生﹚,例如陳凱歌﹙《黃土地》,1984年﹚、田壯壯﹙《盜馬賊》,1986年﹚和張藝謀﹙《紅高梁》,1987年﹚。

司徒兆敦教授的影視作品包括電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以及電視紀錄片﹙《路》、《環境藝術》、《光輝的歷程》和《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1997年,獲頒北京電影學院的最高榮譽金燭獎。他被譽為中國紀錄片最重要的幾位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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