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募捐工作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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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

 

在過去一個多月內,我接獲無數的查詢,問及城大在政府等額補助基金計劃所籌得款項的數目。對香港不少社會人士和大學員工來說,這已不再是每所大學都要開展和繼續努力的籌款活動,而是變成另一次八所院校的排名比賽。傳媒總覺得這個安排裡會有新聞價值,但是我一直不願意城大為這種排名活動所支配。我相信這不是等額補助基金計劃的目的,更不是作為高等學府的大學所應該標榜的精神。

 

縱使如此,我也要非常清楚地表明,因為我工作的一個主要部分是為大學籌募捐獻,擴闊大學的收入來源,特別是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推出等額補助基金以為誘導之後,我已加倍努力,四出奔走。其實,我在這方面所花的時間和精神,已遠遠超過我一般正常活動的範圍。至年底為止,城大已爭取到2,800萬港元的捐獻。大家要明白,這個數目相對於大學每年大約23億港元的經常費用,只是一個小數目,即使在取得政府的等額補助金後,其總數也只可以對城大的需要發揮微小的局部作用。所以,我一直不強調金額的多寡,而是著重它對拓闊大學收入來源和體現社會各界對公立機構支持的深遠意義。

 

在不少國家,捐獻是一種社會大眾接受和推崇的品德。不少基督徒奉行對教會的十一奉獻,穆斯林則要將收入的2.5%捐作社會公益用途。我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28年,深知公益事業捐獻已成為社會的風氣和文化。我認識的中產人士,大多數人心中都有最一兩個最喜愛的捐贈目標和事業。我個人最樂意是向教育和肌肉萎縮症的治療作出捐贈。捐獻一般蘊含兩種意義。首先是捐贈者為了表達關懷和愛心,向有需要的人施予援手。另外,是捐贈者抱有崇高的理想,對受益機構的成就和建樹深表讚賞和尊敬;這類捐獻並不是出於同情或愛心,而是仰慕和欣賞。後者正是高等教育界所願見的善舉。在這個情況下,捐贈者早已知道如何運用捐款,把原來表現出眾的機構辦得更加有聲有色。我從來沒有聽說一位慈善家願意捐款去挽救一個機構或是填補它的財政短缺。

 

過去兩年,雖然我們的師生建樹良多,另外大學亦制定了清楚的策略性發展計劃,但城大在樹立團結的大學形象和清晰的發展路向方面上,工作還有待改進之處。最近,報章更有不少報導提及大學的麻煩問題及資源受削。某些願意捐獻的社會人士可能對城大產生錯覺,認為城大正處於弱勢,要訴諸他們的憐憫之心,而不是要達到提昇大學已有實力的目標。所以,我在爭取捐獻工作的任務,首要是介紹城大的傑出成就,如果我不能在這方面說服有興趣者,我肯定會空手而回。但即使我在這方面取得初步成績,對方的注意力早已投放在不少的善舉上,或者他們已經與其他較有規模的大學建立了聯繫。部分樂意捐贈的人士也許不可能在某個限期前籌措大量的現金。

 

當我在美國擔任工程學院院長的時候,我曾向外界籌慕捐獻,包括來自一些個人遺產和慈善基金的承諾,但總的是形式不拘,我會接受以股票、藝術品、和甚至是能提供收入的物業作為捐贈項目。但香港政府和社會大眾卻只是接受現金,任何人士雖然心有此願,但若是現金緊絀的話,亦無法伸出援手。另外,此次等額補助金計劃的限期,更令捐贈活動變成強制性的安排,而不是自發和持久的熱心行動。

 

雖然困難重重,但我深信我們應竭盡所能,努力爭取完成由教資會訂下的現金捐贈目標。其中一個方法是鼓勵員工捐獻,這亦是其他院校所採取的做法:城大同事可在自願的情況下,向大學作出捐款,並指定用途。最近我對城大作出了一筆我本人覺得是合適的捐款,我希望大學各位同事也能響應。我認為,只要大家能按自己的經濟能力,十元八塊不算少,幾百萬元也不算多。任何能符合自己條件和心願的捐贈,都會對大學所樂見的。

 

為了鼓勵員工和學生參與此項善舉,我已取得校外人士的承諾,倘若城大師生每捐一元,會有三名人士每人捐出五角,因此,由大學所籌得的一元,便變成2.5元,待這筆款項向教資會申報後,便變成五元。如果大學能完成200萬港元的目標,在「一變五」方法的推動下,最後城大便可獲得總數1,000萬港元的收入。我十分希望在2004年6月30日即教資會所規定的期限前達成這個目標。我衷心希望同事對大學的支持不單是表現在日常工作上,更可以透過樂捐金錢,協助大學在未來的日子裡更壯茁成長。

 

讓我再一次多謝各位同事一直以來對大學發展的鼎力支持。

 

 

 

張信剛

校長及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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