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與華人的「大流散」現象
「大流散」一詞，原本是指猶太人及猶太社區在巴比倫受困期後散居外地的意思，但更廣義地說，是指在巴勒斯坦及現代以色列國以外居住的猶太人。但近幾十年來，在討論猶太人以外的文化及社區時，該名詞亦被擴展到其他在自己國土以外生活的少數族裔身上，包括海外華僑。那麼，現在也許是將猶太人及海外華僑相提並論的好時機。
編者按：9月24日，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聯合舉辦「中國、以色列及猶太人」的Howard Gilman國際會議。以下文章節錄自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隆溪教授在會上所宣讀的一篇同名論文。
這兩個族群有甚麼相同之處呢？僑民與居住國之間的關係，又會在未來帶來甚麼樣的本土、地域性或國際性影響呢？首先讓我們將華人與猶太人作一比較。
東方的猶太人
十九世紀末，一位出任泰國政府顧問的英國人Warrington Smythe，也認為「華人踐踏泰國人的利益，只顧在社會上、經濟上努力向上爬。」他亦把中國人形容為「暹羅的猶太人。」1914年，上文提及的泰皇Vajiravudh出版了一本名為《東方的猶太人》（譯名）的小冊子，將華人視為外來客，與進佔外國的猶太人一視同仁，指他們控制了當地的社會經濟，罔顧「本地人」利益。
在十九世紀末期前，猶太人及華人在各自的寄居國都已生活了頗長時間，在這世紀轉換時期突然出現高漲的反猶太人及反華情緒，顯然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因素所造成。多年來致力研究民族衝突的成因和解決方法的華盛頓大學國際研究及社會學教授Daniel Chirot指出：「隨著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人們開始視之外來者，並且態度轉硬。在大部分古代的複雜農業社會裡，這些富有創業精神的少數民族只被視為另一個獨特民族及宗教社群，但在新的民族主義份子眼裡，他們是頗具威脅性的一群。」將中國人與猶太人相提並論，並不是單單來自反猶太及反華民族主義份子的負面情緒。例如專門研究華僑—特別是東南亞華僑—的王賡武教授，便編輯了兩本The Chinese Diaspora論文集。王教授對"Diaspora"（大流散）一詞抱有保留，因為他希望強調海外華人的多元性。最後，他建議小心使用這個名詞。他說：「把在東南亞回教社會的華人形容為猶太人，不僅具誤導性，而且還是政治的敏感話題，但假若現實需要作出這樣的對比的話，那就也別無辦法了。」
富創業精神的少數民族
依我所見，這樣的比喻其實是合適的，我們可以從Anthony Reid的「富創業精神的少數民族」概念談起。Reid與先前提及的Chirot教授合著了一本書，名為《實實在在的圈外人：在東南亞及中歐現代轉變中的華人與猶太人》（譯名）。他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歐猶太人以及在東南亞的華人，是最重要的「富創業精神的少數民族」，意即「經濟上強大、但政治上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他指出，猶太人和中國人可進行比較，主因兩者都屬於急速變化的社會核心裡的外來者，雖富創意但又易受傷害。」以創意而論，二者都是富創業精神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在金融及貿易行業。舉例說，在二次大戰前的維也納，猶太人就在多個方面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文化方面如是，在經濟方面亦如是。1997年《芝加哥論壇報》一篇有關「海外華人壟斷亞洲經濟」的報導指出，華人雖然只佔菲律賓人口的2%，但卻坐擁當地商業經濟中55%的財富，在印尼、越南、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的情況亦不相上下。無庸置疑，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在經濟及貿易上的成就是過人的。
其實，正是這種在經濟上處於優勢而政治上處於弱勢的矛盾，使中國人及猶太人的處境十分相似，面對的潛在社會緊張及衝突亦如出一轍。東南亞國家主流族裔及政治領袖的負面看法，是造成少數民族華裔淪為「社會核心裡的外來者」的脆弱地位的原因。
以馬來西亞為例，政府即積極干預，使得多項政策及規例都明顯偏袒馬來人，壓制華裔及印裔人士。馬來西亞政府對當地華僑的政策可能是最不友善的，但在印尼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情況卻也基本相同。這不難使人聯想起歷史上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種種限制，以及造成猶太人壟斷金融業及商業的後果。
文化和傳統的角色
學者Steven Beller是《維也納與猶太人，1867-1938》（編譯）一書的作者，他指出在中古及近代歐洲，猶太人「只能扮演某些經濟角色，例如當放債人及某些特定貿易的商人，因為基督徒是不允許提供這類不道德的服務……」猶太人與金錢的聯繫，正是由這種偏見造成，最終變成社會經濟的現實，造成不少國家的金融業，特別是中歐國家的金融業，「操縱在猶太人手裡」——容許我用這個語氣相當重的詞組。
經濟實力雄厚的東南亞華僑，處境也十分相似。紐約州立大學Albany分校人類學及猶太學教授Walter Zenner即指出：「猶太人及被逐出教會的基督徒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從事放債業，而華人在印尼、馬來西亞及其他回教社會也扮演同樣角色。」多位學者都嘗試透過經濟或文化的角度了解猶太人和華人「大流散」的現象。依我所見，經濟與文化並不是互不相干，經濟活動作為人類的一種特別行為，往往受文化及傳統所影響甚至主宰。的確，倘若將文化和傳統的重要性納入考慮，那麼，我們對散居海外的猶太人及華人社群有相同的行為表現，甚至在貿易及金融業上取得相同的成就，便不會感到驚訝了——雖然這兩個群體在其他方面相同的地方不多。
怎樣在不同的族裔社群之間取得協調與和諧，防止未來的種族或族裔衝突發生，是地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重要課題。問題這樣複雜，要一舉覓得解決矛盾的方法，實屬困難。但在尋求解決方案時，我相信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文化和經濟的層面上去，因為只有持續的經濟發展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根治這些難題的最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