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埃及之旅打開世界古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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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位於非洲東北部,是亞拉伯世界的中心。埃及的歷史文化到了今天,對現代文明還有著深遠的影響。

 

校長張信剛教授去年年底到埃及,在開羅大學作短期學術訪問,親身瞭解埃及的地理、經濟、社會、宗教和文化生活,並訪問了當地其他兩所大學,受到熱情款待。張校長與開羅大學校長Ali Abdel Rahman教授和多位高層以及當地著名學者會面交流,為兩校日後的合作奠下了基礎,同時也為他在城大創辦「世界文明對話」課程的計劃作準備。

 

他鄉遇故知,感受倍温暖。張校長在埃及碰上八位香港人,其中三位更是城大校友,他們熱情宴請校長,大家侃侃而談,不亦樂乎!

 

在今年元旦日,張校長更以「尼羅河畔隨想」為題,撰文把他在埃及的所見所聞和感受思緒與廣大讀者分享。《城大新聞網》邀請城大同事同學和廣大讀者們細味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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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河畔隨想(刊於2006年1月1日《明報》世紀版)

張信剛

 

八千里路雲和月

 

開羅的El-Gezirah (阿拉伯語意為“島”)酒店,位於尼羅河中一個小島的南端;從這兒望出去,可見到兩岸的市區以及整個河面。

 

坐在酒店的咖啡座,六千年來滋養著埃及文明的尼羅河水迎面流來又逝去。我不由得興起一股思古撫今的情懷,激起了當年在香港電台作“張信剛隨想曲”節目時的興緻而時空交錯地隨想起來。

 

這已是我第二次到開羅。1963年,我準備從台灣去美國留學。家父母當時正在東非的埃塞俄比亞為WHO工作,弟妹們也去了美國唸書,我隻身在台,很難在台北得到美國的留學生簽證。所以我飛越亞、非、歐三洲,過大西洋,再橫貫北美大陸前往位於美國西部的斯坦福大學報到。

 

首先是經過香港、曼谷、孟買、具魯特,飛到北非的開羅。然後經埃塞俄比亞首都阿廸斯‧阿貝巴轉到家父母的工作地點 ,位於埃塞俄比亞西北部的古都貢德爾(Gonder)。埃塞俄比亞是一個有三千年歷史的古國,隔紅海與阿拉伯半島相望,沿尼羅河而下便與埃及相通。該國的國君一向自稱是喜巴女王與所羅門王的後代;傳說美艷的喜巴女王曾往耶路撒冷拜訪所羅門王,之後生了一個兒子,那便是埃塞俄比亞的開國之君。

 

貢德爾距尼羅河兩支之一的藍尼羅的源頭不遠。我曾乘車在附近山上俯覽這世界名河的發源地。我對尼羅河有一種敬仰膜拜的意識,但當時我只知道一些史實而沒有歷史感,能背誦一些詩詞卻又領會不到詩境。記得我在望著藍尼羅河源頭的時候,口吟“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以及“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

 

在貢德爾住了一個多月,另有兩件事印象深刻。

 

其一。我遇到一位父母是俄國猶太人,自己出生於阿爾濱,直到18歲才離開中國的以色列醫生。他的工作是照顧貢德爾附近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膚色面形與生活方式都與其他埃塞俄比亞人沒有區別;這位醫生經常開著車往各村落為村民們看病,並逐一訪查猶太人的村莊。1975年埃塞俄比亞軍人政變,推翻王室實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以色列隨後展開了精心策劃的空運行動,將超過兩萬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轉移到以色列。這位醫生肯定是那次行動的奠基功臣之一。

 

其二。家父任職 的WHO醫學院中,有一位伊朗醫生。他們在英國讀大學的女兒,恰好也在暑期回父母處探親。有一次她約我和另外幾個人一起去騎馬。在台灣長大的我,從來沒摸過馬。到時大家都策馬奔騰,我則連馬繮都不會用;還好這位伊朗小姐很有耐心地當我的教練。第二天,我臀痛難當,兩腿內側更磨破了幾塊皮。馬上一別,音信杳然。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不知那位醫生的家庭處境如何;當年舞姿翩翩又善騎馬的女大學生現在也應是六十開外了。

 

拿到美國簽證後,我告別父母,從當時仍屬埃塞俄比亞,而現在是厄利特里亞(Eritrea)首都的阿斯馬拉(Asmara)出發,經過蘇丹的卡爾圖姆(Khartoum)飛到雅典,再轉蘇黎世、羅馬、巴黎,在各地略作停留遊覽後才飛紐約。在紐約登上當時頗為流行的“灰獵狗巴士” ,乘車三天三夜橫跨北美洲大陸到了舊金山,準時到大學報到。

 

在斯坦福大學的美國同房是人類學系的研究生。他對埃及很感興趣,想日後往埃及做實地調查。我從他那學到不少有關埃及的歷史與文化。我當時剛離開台灣,以中華文化正宗傳人自居,少不了也向他解說中國歷史與文化。一年後,他決定開始學中文,準備去台灣作他的博士課題。

 

40年的光陰正有如我身邊的尼羅河水,悄悄地逝去了。去年,國際聞名的人類學家,中國民間信仰權威, David Jordan (中文名焦大衛;是我幫他起的)教授自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退休。

 

四十年前,我可能無意間使世界上少了一位研究埃及的人類學者,但卻間接地促成了一位精通中國文化、對中國人充滿友情的傑出學者。四十年來,我也從一個幸運的留學生,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工學院院長,又成為被不少香港人稱許的文化校長。

 

就在幾公里外的金字塔中的法老王便是明證,個人在人世間的功名利祿乃是“如露亦如電”。只有客觀存在的功績和傳世的學問才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我青年時代有機緣歷經何止八千里路到美國留學;中年之後決定回香港工作,對在北美洲將近三十年的事業一無棧戀。岳飛地下有知,對我這千年之後的仰慕者也當會頷首認可吧!

 

飛入尋常百姓家

 

埃及古代法老王們在世時自稱是神的化身,為了身後永享福樂,他們動用大量錢財,驅使萬千奴隸修建陵墓。這些陵墓設計之巧妙周密,工匠們手藝之細膩精緻,以及整個工程建築之宏偉壯觀,真令人嘆為觀止。

 

公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征服了埃及,他的大將陀勒密(Ptolemy)及其後人以外族入主埃及。為了獲得埃及本地人的認同,這些希臘人改穿埃及服裝,改信埃及宗教,並興建許多雄偉的神廟。陀勒密王朝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就是克里奧派特拉(Cleopatra),一個並不美豔卻很有政治手腕的女王。她喜歡絲袍,所以要從遙遠的中國以一兩黃金換一兩絲的價錢買入這種專利產品。她與羅馬的凱撒和安東尼先後結婚並生了四個孩子;這段政治愛情經過好萊塢的渲染與伊莉莎白泰勒的出色演出,成為20世紀許多人都熟悉的歷史故事。

 

回顧人類發展史,任何社會都有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社會統治者及上層佔用大量資源;大多數下層人民則難得溫飽,甚至淪為奴隸。克里奧派特拉能穿絲袍;平民百姓很多卻是衣不蔽體。

 

事實上,把人與人之間極為不平等的生活方式逐漸拉近了的,不是某些上層人士的慈善行為,因為慈善救濟只能有用於一時而不能惠及久遠。也不是為了進行財富再分配而發生的革命,因為革命之後,大多是統治角色的替換而不是範式的轉變。

 

真正使奴隸制度廢止,又提升一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是工業發展與科技進步。在20世紀,從美國開始,大規模的工農業生產能力加上近代市場推廣手段,使一般平民大眾也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帝王貴族才能享有的生活條件。

 

僅僅是幾十年前,我有幸乘飛機環遊世界。那時大多數人,包括許多殷實人家,都還沒機會乘坐飛機,甚至家中連電話都沒有呢。今天,在尼羅河谷與金字塔邊,台灣、香港及中國內地來的旅遊團比比皆是;這正好說明了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效果。

 

說到旅遊團,埃及人也真有本事。他們能夠培訓出那麼多既通曉埃及歷史文化,又能講流暢的中文的導遊。這就不能不歸功於曾經培養出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埃及高等教育系統了。

 

我目前訪問的開羅大學是埃及人於1908年在統治者英國人的反對下建立的。它是埃及最好的大學,有23個學院,19萬名正規學生,7,800教員及8,000名助教。開羅另一所Ain Shams  (古埃及語太陽之意)大學,行政大樓就是埃及末代皇帝法魯克(1952年遜位)出生的宮殿;它有17萬名學生,也有一個具多年歷史並卓有成績的中文系。此外,開羅還有一間由美國人創辦的近年來人才輩出的開羅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就像中國在近代大學之前,早已有岳麓書院,東林書院等著名的舊式書院一樣,開羅的愛資哈爾(Al-Azhar)清真寺也附設了經學院。它近千年來培養了無數遜尼派伊斯蘭的宗教學者。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伊本‧喀魯敦(Ibn Khaldun)就於14世紀在這間學院講學著述。他研究了人類各文明與各朝代的歷史,提出一個定律,即各文明與各朝代都有周期性的興與衰。這一周期性歷史觀影響了20世紀歷史學家湯恩比(Toynbee),使後者認為21世紀應屬於太平洋地區的亞洲人。

 

尼羅河水沉靜地流動著;歷史巨輪滾滾向前。昔日只有少數精英能讀大學,今日平民百姓的子女也能上大學了。昔日只有少數精英有文化、品味及社交風度,今天是否仍應如此呢?

 

這些年來我一直提倡科技與人文並重,在內地與台灣多所大學演講,也常著文申論自己的主張,同行們與社會人士給我很大的鼓勵與支持。最近在埃及看到他們的大學教育規模,也多次向埃及同行們陳述我自己這些年來所秉持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心得。

 

唐朝劉禹錫有一句名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他的原意可能是感慨豪族的顯赫不可恃。但我以為,歷史的進程正正是要使“尋常百姓”都能看到“王謝堂前”的景狀。

 

其實,教育本身包含著文化、品味與社交風度之培養。為了增加社會的縱向流動性(vertical mobility),文化、品味與社交風度絕不應繼續由精英們壟斷。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尋常百姓”的子弟,我近十年來在大學裡外大力提倡文化,正是要使這些學生們能夠有機會走近“王謝堂前” 。十年努力,一頭白髮,為的就是這一點。

 

老鷹與大鵬

 

古代埃及眾神中有一位霍魯斯(Horus),以鷹頭為表徵;今天埃及的軍警徽誌就有鷹的圖像。

 

無獨有偶。當今世界上兩大軍事強國的國徽也各自是一隻鷹︰美國的禿鷹一隻爪抓住一把橄欖枝,另一爪則抓住一束箭。俄國的鷹則是一個身體兩個頭,一個頭朝歐洲看,另一隻則向亞洲看。

 

我們中國以龍為圖騰,似乎不太講究鷹。較近似的應該是莊子《消遙遊》中提到的大鵬。雖然大鵬究竟有多大,能飛多高多遠,沒有人說得清楚,但我們還是以“鵬程萬里”祝願別人和期望自己。

 

當然,人生是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的。所以無論是教育學生還是訓練自己,都要學會能起能落。俄國有一句諺語︰“老鷹有時飛得比雞還要低,但雞永遠飛不了鷹那麼高”,就很值得我們以之自勵。

 

時值2006年元旦前夕,面對霍魯斯的鷹頭像,思念萬里之外的朋友們,謹以這篇隨想祝願大家“鷹翔長空,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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