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或現實：中國在西方的形象
「西方對中國濃厚的研究興趣和研究主題之豐富，早已有目共睹。」耶魯大學歷史系史景遷教授開宗明義即如此表示。「近四百年來，西方文化滲滿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從沒有其他國家或文化曾如此持久地消磨西方社會的精力。」
但是，西方社會理解中國文化的方法實在存在著問題，因為學者們只透過數次和中國文化的接觸，便設定一些理解模式，並從當時他們擁有的資訊，組織對中國文化的概念，比如瘋魔法國的「中國風」，以及近年一面倒強調中國極權等。史景遷教授說：「在歐洲文明裡，也有過對異國風情的迷戀，亦有對這股魔力的研究。這說明建立中國的形象是經過一段複雜的歷史。」
大衛博特教授在其最新的著作Ideographia : The Chinese Cypherin Early Modern Europe，集中探討十七、八世紀時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且嘗試將這些形象整合為一些有組織的結構。博特教授找出四個西方理解中國的主要模式，它們全都建立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上：從初期的熱情和嚮往，到最後的醒悟和失望。史教授表示：「很多專家只試圖組織一個模式。博特教授把四個模式重疊，為我們展示出在這新世紀，我們在嘗試了解這段歷史時所處的位置。」
其中一個模式是西方人夢想在中文裡為西方語言找尋規律。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學者視中文為嚴謹、清晰和充滿秩序的語言典範。他們相信，只要能夠找到入門的鑰匙：語法，便能夠在三個月裡理解中國文化。史教授說：「……學習其語言，尋找文字背後凌駕於西方語法的原則，從而獲得知識上的豐收。」
到後來這些奇想不能實現的時候，西方人把對中國語言的仰慕化為暴烈的反感。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是，一個名為Anson的海軍上將竟說中國人其實並不理解自己的語言，語言對中國人來說只是一種阻止外方人登陸中國海岸的手段。
第二個模式是夢想在中國和中國宗教史裡找到有系統的神學原則。歐洲人相信正確解讀擁有深度邏輯結構的中國古代經典以後，才能明白天主教的根本義，加深人們對基督教一神主義的信念以及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史教授指出：「當時很多人都對這個觀念非常狂熱，比如利瑪竇等傳教士，特別是法國的學者。」不過，後來發現那想法是謬誤時，他們的信念也就隨之瓦解了。
從幻象中徹底醒悟
其他思想家和哲學家，包括引領我們進入現代經濟的亞當史密斯和馬爾薩斯，亦對中國持有同樣的看法。「同樣地，他們的幻象最後亦告破滅，中國的管治系統既非完善，而且其實正面臨分裂。」
最後一個模式是中國風概念下的中國形象。中國風主要為一個法國的概念，但在德國、英國和北歐等國家亦很流行。這種對中國的著迷主要源自於對中國美學的嚮往。他們認為，中國每一件美藝作品的背後，在結構上都表現出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之美，「相對於古典主義復興在歐洲建築和美術裡愈見氣若游絲，中國文化的出現正好帶來一個光明的出路。」但當歐洲人眼中的中國美學概念破碎，他們對中國的熱心也隨之消退。史教授說，當西方從中國的語言、宗教、管治系統和美學等幻象中徹底醒悟過來時，我們正踏進一個新紀元，進入一個中西文化關係錯綜複雜的階段。
對史景遷教授來說，這個模式的問題在於矛盾和重疊充斥，我們很難斷定那一模式屬於那一時代。「儘管你把各種不同主題詳盡地羅列了出來，以決定那個模式屬於那一個時期；然而，事實卻是，沒有一個時期的模式沒包含相反的特徵；沒有一個時期大家都敵視中國，而沒有人喜歡中國；反之亦然。」
讓史教授尤其百思不解的問題是：是甚麼或誰讓人們從夢幻中甦醒過來？是一代的時尚？是讀者還是作者？他引述張隆溪教授的著作Mighty Opposites，說張教授用這標題作比喻去指出一邊是中國文化，另一邊是西方文化的兩種文化的相對位置。「極度對立這一意念很精采，因為它指出中西文化在這場敵意與愛慕的對峙中，互相拉扯的力量。」
從相關文類尋找答案
史教授認為，我們不應冀望只用一個籠統的模式去解釋所有的事情，他建議大家在為某個文化貼上友善或敵意的標籤前，應廣泛研究相關文類，看清楚他們在做甚麼。以故事人物的主要行事來看，我們可把影響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有關小說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有關曾到中國遊歷的西方人，他們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帶給廣大的讀者，馬可勃羅便是最早的一個；從十六世紀一直到現在，這一類主題仍然有很大影響。第二類是有關中國人在西方國度流浪的故事，這一類向來是廣受歡迎的小說體裁。
而關於在西方的中國人的文字又可再細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作者透過處身美國的中國主人翁，來表達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以達到虛構、諷刺或批評的效果。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和史坦貝克的小說便是很好的例子。另一種是旅美華人寫的小說。
作者以英文寫出一個中國人在西方社會生存和認識西方文化時所面對的困境。
另一個不同的體裁是由意識形態驅動的，寫西方人對過去在中國生活的回憶。在這個領域裡，史教授認為，一個值得探索的題目是：是否要親身到中國才算去認識中國？去過中國後，以往的中國印象會否糢糊了？對於一個文化的熟悉，甚麼時
候可以帶來新的知識而非陳腔濫調？史教授說：「明顯地，這類作品是極富爭議性的，因為它們包含了其他體裁沒有的政治目的。」
譬如說，利瑪竇的目的是想表現中國的某種形象，所以他的回憶錄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史教授提醒我們，回憶錄的發行版本跟他的原稿並非完全一致，因為原稿除經Nicolas Trigault編輯外，又再受到審核。「其實很多在翻譯版本出現的所謂利瑪竇對中國的見解，是後來的編輯加插上去的。」
繼這類以宗教或政治為目的的回憶錄以後，出現了大批有關外交的文章，大多以意識形態為主導。這一類文章成為十八世紀的風尚。
從回憶錄到政治理論
接下來的另一種體裁乃借用中國主題服務於意識形態，並從個人的回憶轉成政治理論的論述。「相當多人採用了他們所理解的中國意念，但實際上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包括法國的伏特爾、孟德斯鳩和Jansenists均從未到過中國。」
後來，有人開始重整中國的形象，「他們勇氣可嘉地去嘗試重新塑造一個較全面的中國文化和成就的構圖。」史景遷教授指出，很多學者正在積極參與這項重建工程，他們把中國形象帶回西方，不管自願與否。不過，他又指出，重新塑造中國
形象這一工作或者由大眾傳播媒體承擔了，比如紀錄片、文獻片、歌劇、電視和電影等。它們正以著一股無比強大的力量在重新構造一個新的中國形象。「現代的影評人指出，很多中國的第五代電影工作者在營造中國形象時，受西方期望所見到的中國形象所影響、扭曲，儘管他們是中國人。」
最後一個被反映到西方的極為不同的中國形象是：神經質的西方學者嘗試解釋所見到的中國並以此去理解它，比如博爾赫斯的The Gardenof Forking Paths和Elias Canetti的
史景遷教授在總結時說：「在張隆溪教授的著作裡，他引述了哲學家Leitnitz所說：『我們要繼續研究中國，因為我們伸手去擁抱文化跟我們相差很遠的人時，在這兩者中間的人會因此而獲得更美好的生活。』願這是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所將邁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