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SARS看人生與社會
一.人類與自然
我們人類生存的地球大約有45億年的歷史；地球上一切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太陽的歷史當然就更長了。人類在地球上出現，大約是300萬年前；會製造工具的現代智人大約是10萬年前出現的。這10萬年來，人類以自身的智慧和毅力，逐步認識自然，並改造及利用了自然。大約1萬年前，人類開始懂得耕種與畜牧。最近500年來，人類對自然界，包括自己所處的地球，認識得更為廣泛，也利用得更為有效。在這個基礎上，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人類對自然的駕御能力，也使現代科技突飛猛進。200年前，火車、輪船發明了；150年前人類知道了細胞的功能以及細菌的存在；100年前有了飛機；60年前發明了抗生素，從此克服了許多疾病；大約同時也發明了電視，電腦；50年前，認識了一切生物都賴以傳遞遺傳信息的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近30年來，由於交通及資訊科技的發達，人類逐漸步入了真正“全球化”時代；由於醫學的發達，人類對於疾病，甚至是自身老化的過程也逐漸能夠分別加以控制或延緩。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科學的進一步發達，人類也開始認識到人是不能隨意破壞自然或征服自然的。人與自然（包括微生物與病毒）需要不斷鬥爭而又不斷取得動態平衡。人類如果不善用自然及與自然取得和諧，最後將是無法在這個地球上繼續生存。所謂“人定勝天”，是人類過於自我中心，過於樂觀的說法。
20多年前，歐美社會首先出現了一種怪病，定名為“愛滋”（AIDS）病。在成千上萬的人因之死亡後，科學家用了5年的時間才大致弄清楚愛滋病的傳染方式以及破解致病的HIV病毒的結構。然而，對HIV病毒目前仍然只是認識了它，既無法有效地消滅它，也無法製造對它免疫的疫苗。半年前，在廣東省首先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非典型肺炎”的病症，之後世界衛生組織（WHO）給它定名為SARS即“沙士”。由於生物科技在近十幾年來的高速發展，以及電腦模擬計算能力的增強，不消一兩個月的時間，科學家們已經找到了導致SARS的冠狀病毒的結構包括其DNA排列。
從這個方面看，SARS雖然厲害，但是人類終將依靠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科技而克服SARS，應該是可以預料的。然而，人們仍然不知道，短期內似乎也不易知道，像HIV病毒及冠狀病毒這類病毒究竟如何產生、從何處來？就算是有一日有了這方面的答案，也幾乎可以肯定人類無法防止其他病毒會繼續給人類帶來病害。
回顧人類在地球上繁衍的歷史，我們應該得到這樣的認識：自然界（日月星辰，山川海洋，大地湖泊，一切人類以外的生物，也包括細菌及病毒）是可以被人類所認識及利用的；但大自然絕不會完全聽人類指揮命令。人類要與它不停地鬥爭，又不停地與它建立起一個動態平衡。這將是人類永恆的命運。最終而言，人類如何與大自然在任何時間取得平衡與和諧則是關乎人類將來能否在地球上繁衍的決定性因素。自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應該有智慧認識及接受自己的這一個命運；並合度地在自然界中開創自己繼續生存的條件。
二.個人與社會
人類為求生存，必須群居。於是有家庭、部落、部族、鄉村、城市、國家等的組織產生。這些大小不等嚴密度不一的組織，相對於個人來講，可統稱之為社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需要與慾望，而任何一個社會的總體資源都不可能完全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所有需要與慾望。因此從原始社會起，集體之中的個人與個人之間都有一種既互相依賴又互相競爭的關係。
在原始社會，必須許多人互助合作，才能獵到野獸；獵物如何分配，又會令這些人有所競爭。在農耕社會，要通過許多人的勞力，才能開墾農田，引水灌溉；但是土地資源所有權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也因此導致農作物分配的不均；因為要引水灌溉，就需要一個能集中調度人力及物質資源的政治組織，於是就有了皇室、貴族、官吏等封建階層的形成；賦稅、徭役等制度也因之逐漸出現了。到了我們所熟悉的工業社會，分工愈來愈細密，社會上各種人的財產及收入，即社會資源的分配，也愈加變得繁複多樣。
今天，在人口密集的現代大都會裡，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競爭的形式更為複雜，也更加明顯。各種公營，私營的機構都以一定的法律規章為依據而運作；沒有一個人能不與其他人交往配合而獨自生存，遑論舒適生活了。在這種社會裡，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定的才幹或其他條件才能獲取一定的生活資源及財富，而社會上每個人的財產及收入很不一樣。這就是對社會資源的競爭。個人尋職，做生意固然會有激烈的競爭，就算是出門乘車也要爭位，聽演唱會要排隊購票，去郊野公園燒烤都要搶位置。慢慢地，許多人就只記得現代人需要競爭而忘記了現代社會必須有各成員的密切合作才能運轉。
“沙士”來襲，點醒了大家。病毒可以隨處出現，要防止病毒擴散，必須大家配合，共同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感受到“私利”與“公利”是緊密相連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利他便是利己”。要在互助合作的基礎上，這個社會才能運轉，也才有條件讓各人一展身手，互相競爭。古諺說：“同舟共濟”；今天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共濟方能同舟”。
由於近代社會流動性高，個人的才能及性格更能得以表現。這可以說是人類文明進化中最大的成就。愈是人口素質高，生產富足的社會，個人的自由與權益也愈受社會的保障。
然而，“沙士”又一次提醒了我們，個人的權益與公眾的利益必須有一個平衡。為了公眾的利益，一些個人自由必須要受到限制。病人家屬要受隔離；可能受感染者不許出門旅行等措施就是限制個人自由的例子。
在我看來，一方面“沙士”讓我們變得“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無論貧富老幼都可能受感染，因此也都要守規矩合作；另外一方面它也讓我們明白了“個人自由是以集體安全為基礎”這個道理。
三.生命與人生觀
“沙士”令人想到死亡。其實任何生物都有生有死。可以說，沒有死亡，就無所謂生命。但是這個最簡單的真理卻常被年紀輕而身體健康的人所忘記。
正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死，人們才珍惜生命。也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死，所以自古以來的宗教家及哲學家都對死亡有一定的解釋，並因而闡述他們對人生的看法。佛教及印度教相信死後生命可以輪迴轉世；為求轉世成功，今生必須行善積德。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及伊斯蘭教相信人死後可以升天堂享永福，也可以下地獄受永罰。為求升天堂，必須遵守誡命，光榮造物主。儒家學者則認為“不知生，焉知死”，把重點放在今生。宋朝的文天祥就說過，“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不求個人生命的永恆，只求個人事蹟行為的社會效應能夠永存。
無論一個人信仰什麼宗教或是不信任何宗教，都會有一定的人生觀。無論一個人有什麼樣的人生觀，都會在生命中的某些時刻有滿足、快樂、焦慮、恐懼、悲哀、憤怒等心理情緒。
“沙士”肆虐之下，加重了人們的焦慮與恐懼。如今“沙士”的陰影正在逐漸消退，大家的焦慮與恐懼也大為減低了。是否可以在這個時候，檢視一下自己的人生觀呢？
我提出以下三點觀察:
第一，雖然有人主張虛便是實，真幻難分，我個人則認為對每一個生命的主體(即個人)而言，主體以外的外部世界是客觀地存在著的。對我而言，“沙士”病毒是客觀現實，並不只是在我個人主觀認知之內才有的現象。因此，我主張一個人一定要肯於、勇於面對現實。否認及逃避的態度不可能解決問題；唯有面對問題、分析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第二，每個人在某些情況下都會有消極悲觀的傾向。但是從這次“沙士”的影響就很容易看到，積極與樂觀的心態不只是應付客觀存在的困難與挑戰的最佳辦法，同時在科學上也証明了，這種態度是保持心境舒暢、提高自身免疫力的有效方法。《易經》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認為，以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積極樂觀地面對生活，是對自己、對家人、對社會都最為有利的人生觀。
第三，無論一個人如何積極樂觀、自強不息，都不能不面對一個基本的現實，那就是，困難、失敗、挫折、痛苦有時是不可避免的。當一個人在順境中，在感覺到成功、快樂、滿足的時候，如果突如其來地發生了某些變故，出現了重大的困難與挑戰，他可能會感到格外痛苦。因此，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古訓“居安思危”是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痛苦的很好的疫苗；而道家所說的“禍兮福之所倚”這句話則可以說是前人所賜給我們的精神“白醋及板藍根”。另一方面，當一個人處於悲傷、痛苦、挫敗的困境中的時候，有親人與朋友的幫助當然是最好的事。但是假如他能夠領悟“寒來則暑往”這種大自然的規律，體會到“苦盡甘來”這句古語的道理，便可以增加克服困難擺脫厄運的信心，等於是在精神上吃了一劑對抗困境與厄運的“類固醇”。
各位讀者，假如你們相信“苦盡甘來”這個道理，那麼你們便會知道，無論我這篇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是索然無味的文字有多長，必然有結束的一刻。而那一刻就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