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蛻變的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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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多位來自澳洲、美國、英國、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的知名伊斯蘭問題專家,蒞臨香港城市大學,與本校的學者一起參加了香港首個以伊斯蘭教為主題、並且是世界上首個以比較中國與東南亞伊斯蘭教發展為討論重點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是次會議以「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的伊斯蘭教:全球信眾中的地域信仰和衝突軌跡」( "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Regional Faithlines and Faultlines in the Global Ummah" )為題,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東南亞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國文化中心攜手合辦。

城大校長張信剛教授在致開幕辭時分享了他對伊斯蘭教發生興趣的三個原因,首先是他孩提年代在山東省生活時開始與穆斯林信徒的交往;繼而是在七、八世紀以來伊斯蘭教的迅速發展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最後是過往幾個世紀以來非歐洲社會對歐洲文化向世界滲透的回應。張校長相信,伊斯蘭教未來的發展,將為人類帶來深遠的影響。

研討會的主題演說「在蛻變中的伊斯蘭教」,是由美國紐約州沙拉羅蘭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國際事務及中東研究Christian A Johnson講座教授Fawaz Gerges博士主持。他解釋說,演講的重點並不是在東南亞,而是在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區—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及土耳其等國家—裡的護教運動(或稱「聖戰運動」"Jihad")。

伊斯蘭「聖戰」

Gerges教授概括地介紹了過去22至25年間伊斯蘭聖戰運動的變化、伊斯蘭教內部矛盾如何導致運動的焦點由對抗內敵轉移到打擊特別是美國的外敵,以及目前伊斯蘭教思想及實踐的動向。他說:「在過去15個月內冒起的一股新力量,並不單是伊斯蘭教信徒的匯聚,而更是伊斯蘭教信徒、民族主義分子及普通人的大聯盟,這不是只為了延續在各地對伊斯蘭內敵的鬥爭,更是要高調地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上述的情況與90年代末期的形勢大相逕庭,當時在中東地區,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特別是埃及和阿爾及利亞—已成功地擊退了伊斯蘭的聖戰運動。Gerges教授解釋說:「造成這個局面有兩個原因,一是伊斯蘭聖戰者未能在他們的所在國建立強大的社會根基;二是他們缺乏耐性,只懂得盲目掠奪權力,漠視社會影響。」沒有公眾的同情及支持,伊斯蘭教聖戰士不能抵抗跟中東專制政府的持久對峙,造成運動內部基層嚴重分化,部分更分裂成為在阿爾及利亞的極端分子組織及派別。

Gerges教授說:「從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伊斯蘭教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要先打倒內敵,然後才消滅諸如美國和其盟友以色列之類的外敵,沒有任何事情比要在世上建立純正的伊斯蘭國家和真主的國度那麼重要。」但到了90年代中期,當時的伊斯蘭政權明顯地可以維持下去,因為激進的伊斯蘭教分子無法與當權勢力抗衡。對某些「死硬」分子來說,出路只有一條:「只有發動一場全球聖戰,才能挽回面子,拯救正在下沉的『伊斯蘭船艦』。」另外,在蘇聯結束佔領阿富汗之後,有成千上萬的青年聖戰者滯留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境內,或者流散到其他地方加入聖戰。「這個局勢發展,把激進伊斯蘭分子的視線從內部轉移至國際領域。」

內敵與外敵

激進的伊斯蘭分子為這次徹底的意識形態改變提出一個理性的解釋,他們說打擊美國是對付內敵的延伸,因為美國向現有的政權提供大量的政治和軍事支援,令它們得以苟延殘喘。但是在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和包括東亞其他國家在內的伊斯蘭聖戰者,都反對這樣的改變,拒絕參與對美國的鬥爭或由拉登向西方所發動的襲擊。Gerges教授說:「其實,在埃及、黎巴嫩、約旦、伊朗、印尼各地的伊斯蘭教團體長老和其他的流亡領袖,都清楚明白拉登的恐佈活動手段不但危害伊斯蘭教運動,而且影響全球穆斯林社群的整體利益。」

Gerges教授相信,有一種見解說拉登及其追隨者是代表主流或甚至是激進的伊斯蘭教運動,這不過是老生常談的說法,並無事實根據。他說:「這是9/11以後經常為人誤解的看法。事實上,我們可以指出,這批呼籲發動聖戰的人沒有在伊斯蘭世界引來甚麼反。一直以來,拉登過激的言論、最近對西方人士的威嚇、不斷升級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以及迫在眉睫的攻打伊拉克戰爭等等因素,掩蓋了這個觀察。」

他說,除了少數處於邊緣的極端分子外,大多數的伊斯蘭教徒都拒絕加入拉登阿爾蓋達組織的行動,特別是9/11事件之後,他們沒有投身這場鬥爭中,也反對自殺式的襲擊。事實上,在美國決定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追捕拉登之後,全球各國都總動員一起打擊激進分子。Gerges教授說:「但伊斯蘭激進分子能夠在9/11的襲擊後迅速復原,重新整合,這真是叫我感到驚訝。過往幾個月內伊斯蘭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實在也教人難以置信。」來自不同派別及政治傾向的伊斯蘭教徒,將在攻打伊拉克戰爭中爭奪有利位置,從中漁利,但美國的外交政策看似已被激進伊斯蘭分子所利用,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及巴勒斯坦。

Gerges教授說:「我從沒有見過全球反美情緒如今天那樣高漲,聲音如此亮,而且這股情緒和聲音不單只來自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分子,而且更包括民族主義分子、左派和俗世人士。」他認為,過往一年的反美情緒已變成阿拉伯及穆斯林政治的主流表現,而激進及俗世的力量已聯結成新勢力齊手對抗美國的政策。在中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東南亞地區的激進伊斯蘭教分子正不斷催促和鼓勵各國政府和社會把矛頭放在對付美國的戰爭上。「新的力量組合正在崛起,對我來說,雖然美國針對阿爾蓋達的外交政策取得某些勝利,但在應付較廣闊的全球伊斯蘭政治鬥爭中郤是失敗的。」所以,他相信現在要宣告伊斯蘭運動失敗,為它寫上訃文,仍是言之過早。相反,伊斯蘭教信徒仍然是每個穆斯林國家裡最強大和最活躍的反對勢力。他說:「激進伊斯蘭教分子與政府之間的鬥爭所間接造成的其中一個後果,是從內部誘發普及文化走向伊斯蘭化。雖然激進分子在戰場上敗陣下來,但他們郤贏取了在幾乎是每一個中東國家內的政治辯論,其影響深入社會、文化及政治生活多個層面。」

他說:「例如在巴基斯坦、阿爾及利亞和科威特等國家的穆斯林政府,本來已化解了來自激進分子的威脅,但卻未能解決過去25至40年來由於惡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所造成的激進思想泛濫。激進的伊斯蘭主義的蔓延是因為失業、貧困、政治疏離及現代化等因素造成。」當現行的政治體制要面對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等主要障礙,不少伊斯蘭分子正蠢蠢欲動,等待機會上台執政。Gerges教授說,昔日在不少國家的聖戰分子現正重新檢討宗教及政治的關係、民主問題、以及法治和人權的重要性。「9/11事件帶來的衝擊,已把我們對伊斯蘭運動內部變遷的視線轉移。對我來說,這關乎我們應否鼓勵他們的主張和盡量加強這些理念,而不是文字巧辯的問題。」

改革的困難

Gerges教授相信,中東政權及美國所面臨的選擇不應局限於支持該等政權或在伊斯蘭反對派身上押寶,「現時阿拉伯世界裡的政權和主要反對派,好像是一個銅幣的兩面—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如果在大多數國家內突然發生暴力政變,將會出現像〔伊朗〕高美尼式(Khomeimi)政權。」怎樣在關注人權、促進改革與保持地區穩定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這是目前的困難所在。「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地區和平穩定,引入循序漸進的過渡,但另方面,我們亦要政府明白到沒有對法治及人權的尊重,現時的血腥局面只會延續下去。」

當前最理想的情況,是穆斯林國家開放國內政治制度,保留現行的制衡機制,令現有的制度及民本社會能夠保證新生的反對派不會脅持這個制度。Gerges教授認為,美國在這方面肩負重任,因為無論是在實際行動上或觀感上,是美國的政治及軍事後盾才令現行的政權賴以生存。「美國必須說服它的中東盟友政權,要它們緊記該地區的長遠穩定性和生存,有賴當地人民的自主力、更廣泛的政治代表性及對法治的尊重。」如果以上改革得以落實,這些國家或政權將對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穩定作出巨大的貢獻,把過激的思想和行動淹沒。另外,由於現時穆斯林人口過半是在25歲以下,更能給予年青的信眾一些希望,鼓勵他們接受現代化。Gerges教授說:「我相信,有了真正的改變,包括對法治和人權的尊重、政治制度逐步開放、以及把這批特殊階層的人士(激進分子)納入政治體制之內,屆時—唯有到了那個時候—穆斯林世界內的開明勢力才可穩佔上風,而活在邊沿的極端分子才會被真真正正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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