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中的懺悔意識
《罪與文學》一書既是劉教授繼「劉氏三論」（《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傳統與中國人》）後另一文學理論力作，深入而系統地探討了中國文學的深層意識。
劉教授於2000年9月至2002年10月間在城大擔任客座教授，現任中國文化中心名譽教授。本刊特於10月底他離港返回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前，就其近年有關懺悔文學的研究，進行了以下的訪談。
問：中國文學涵蓋廣闊，為何選擇「懺悔意識」作為研究主題？
答：80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一個「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希望能對文革結束後十年間的文學進行總結，由我主持。當時我即發表論文指出，新時期的文學，譴責有餘，懺悔不足。「傷痕文學」主要是在控訴時代，審判時代，作家的身份是法官的身份，但沒有意識到他們也曾經參與創造了一個錯誤的時代，他們也進入「共犯結構」。「懺悔」講的就是我們也有一分責任，我們也有罪——不是法律上犯罪，而是良知上感到有罪。
我和林崗當時便打算在寫完《傳統與中國人》後，進一步研究這個題目。我們選擇這個課題顯然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有歷史的針對性，我們希望能針對時代的精神困境提出問題。這是從內心深處燃燒出來的動機。
問：您所謂的「歷史的針對性」，指的是什麼？
答：我所針對的歷史，指的是我們過去的時代。中國從梁啟超開始，就說：「沒有新小說，就沒有新社會。」把文學看成是推動社會的工具。尤其到了1949年以後，這個趨勢愈演愈烈，文學甚至淪為政治的工具。相應地，文學便只有「世俗視角」，比如過去的「樣板戲」，基本上就是一個「誰是兇手？」的遊戲，只要把罪人揪出來，問題就解決了。
中國的當代新文學，便是陷入這種「世俗視角」之中，老跟著時代的步伐跑，老是要文學負擔不應該負擔的使命，要求文學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所以成績也很不理想。中國的確很貧窮，的確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社會制度也並不合理，所以我們作家的關注點老是這麼一個社會合理性的問題，常常轉不過身來關注自己。我們講懺悔意識，便是希望能針對這個時代的偏執，以「懺悔意識」為切入口，希望作家能夠轉過身來，以文學的「超越視角」，考察我們人本身的靈魂，人本身存在的意義。
問：何謂懺悔意識？
答：我們在《罪與文學》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人活在世上應承擔兩種責任，亦即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比如，見死不救不是犯罪，毋須負法律責任，但卻要負道德責任。可以說，法律責任是最低的道德要求，而道德責任則是無限的，涉及了人類無比深廣的內心世界，是心靈的良知責任。懺悔即是良知意義的自我審判，在懺悔中，自我既是審判者又是被審判者，二者相互對話。它是靈魂的一個嚴肅主題，也是不斷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的精神生活。
問：懺悔意識是西方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可否請簡單介紹其發展脈絡？
答：在西方，懺悔意識源遠流長，從基督教的「原罪」觀念開始，懺悔與救贖的意識，就經常在西方的文學裡出現。《聖經》就可以看成是救贖文學，而許多懺悔文學，就是在《聖經》的救贖意識推動下產生的。最早比如公元第四世紀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到近代則有十八世紀盧梭的《懺悔錄》，十九世紀托爾斯泰的《懺悔錄》、《復活》，左拉的《克洛特的懺悔》，二十世紀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等。
至於那些並不打明旗幟但卻含有濃厚懺悔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更多不勝數。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利希．伯爾（HeinrichBoll）反思戰爭的作品等等。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往往能夠向內心世界的深處挺進，幫助作品走入更深的人性層面。
問：那麼，中國也有懺悔文學嗎？它與西方的懺悔文學有何異同？
懺悔意識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人與人之間是互為相關的，悲劇有時不是惡的結果，而是善的結果。如按世俗的角度看，林黛玉的悲劇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但其實這個悲劇的造成，所有與林黛玉相關的人都有責任，但這罪不是法律之罪，而是良知之罪，是「無罪之罪」。誠如王國維所說，林黛玉的悲劇是大家共同關係的結果。魯迅也說，《紅樓夢》和近代的譴責小說不一樣，因作者和筆下的人物共懺悔。這樣的作品才會真正動人。所以我說《紅樓夢》是無真無假、無善無惡、無是無非、無因無果、無邊無際的一個藝術大自在。
至於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也有一些具有懺悔意識的，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其他如郭沫若、郁達夫等，有時也顯現了些罪惡感，但都比較膚淺。
問：中國文學為甚麼沒有深刻的懺悔傳統？
答：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文化一向缺少靈魂叩問的資源。中國文化的主脈——儒家——並不關注和討論靈魂的問題。莊子是第一個叩問人的存在意義與人生真實性的思想家，然而他的叩問是一種消極性、否定性的叩問，叩問之中打破了生死、是非、禍福等界限，但同時掏空了內心的矛盾與對立。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作家，會有對現世人生的叩問，但不會有對靈魂的叩問和靈肉之間的根本緊張。不像西方，在宗教思想的影響下，有明顯的神世界與靈魂世界。
中國哲學家李澤厚講得好，中國文化是一個世界的文化，西方是兩個世界的文化。這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只有人的文化，沒有神的文化。沒有人與神、靈與肉、此岸與彼岸、現實世界與超驗世界的對立，使得我們的文學只有現實的尺度，缺少了超越的尺度，這樣我們的靈魂深處就缺少了一個論辯的張力場。
問：如果用懺悔意識為尺度去檢視中國的文學傳統，您是否認為中國文學不若西方文學精采、深刻？
答：我並非否定中國文學傳統的長處，中、西文學本來就各有長處。我們提出這個在西方發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學角度，目的是想借助西方文學作為參照系，來幫助我們看清楚自己的文學特色，以至弱點，以使我們的文學能夠再往前一步。在比較之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文學有很多人生的感慨，很多「鄉村情懷」，但卻缺少「曠野的呼號」，亦即靈魂的論辯和對話。
問：既然中國文化欠缺靈魂叩問的資源，我們只有此岸的世界，那麼，中國作家如何拓展這個維度的精神領域？
答：我們的作家可以起碼要有這種意識，以培育大慈悲精神，並向內心深處不斷挺進；也可像《紅樓夢》一樣，讓兩種價值觀展開辯論，光是這點就可以很精采。我們常常是一個情節暗示一個道德教訓，文學變成政治或道德的宣傳工具，這就難以創造高質量的作品。也許我們這本書是中國文學的另外一次理論準備。我希望我們今後的作家，看過此書後，能打開自己的靈魂給讀者看。
問：做完這個研究，您有甚麼發現？
所以，我們在這本書裡強調，文學本來就是沒有用的，如果有用，則是王國維所說的「無用之用」，即讀者在閱讀了文學作品後，會在靈魂上、情感上有所感應，這頂多只是「無用之用」。所以我們不應該讓文學負荷那麼重，不應該要求它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甚至也不要以為作家可以當靈魂的工程師。文學是最為自由的領域，文學應該是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魯迅就說：「沒有天馬行空的大精神，就沒有大藝術」。作家一定要有高度的自由。
問：您的這個發現相當獨到，可否談談您做學問的研究方法？
答：我的研究方法一向是，先由藝術的感悟開始，然後是思想的發現，最後才有學術的表述，三者結合。許多從事文學理論工作的人，往往缺少藝術的感覺，只擅於作邏輯的思考，可是，這對文學評論來說還不夠，因此我們還要求要有藝術發現與思想發現。
我認為整個中國文學有兩大脈絡，一脈是歷史文化線，它是歷史的、政治的、家國的；一脈是生命文化線，它是宇宙的、自然的、哲學的。我特別喜歡後者。在我看來，生命語境大於歷史語境、家國語境，因為生命語境即是宇宙語境，我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內宇宙，是無窮無盡、無邊無際的，所以我們要向我們自身的靈魂深處不斷挺進，挺進得愈深，就愈能跟宇宙相通，認識到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我們這本書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停留在社會、家國的語境，要轉過身來，面對大生命。
問：深入這個以前沒有人踏足過的文學領域，您遇到的困難多嗎？
問：在今天從事這個主題的文學研究，有甚麼現實意義？
答：我寫此書，主要是希望能以「懺悔意識」為切入口，指出文學作品要有一個靈魂的維度，也即是人性的深度。我相信，懺悔意識是內心良知的一種呼喚，永遠不會過時。這個主題的研究，也許能推動中國作家對文學的永恆性的關注和探索，而非僅僅重視它的時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