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中的懺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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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從《聖經》以降,一直到《復活》、《罪與罰》、《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等,文學中的懺悔意識源遠流長。在中國,則極少有論者從這個角度來剖析中國文學。多年來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工作的劉再復教授,來港兩年,終於與內地中山大學林崗教授,合力完成有關中國文學中的懺悔意識的研究,並於最近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成書:《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

《罪與文學》一書既是劉教授繼「劉氏三論」(《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傳統與中國人》)後另一文學理論力作,深入而系統地探討了中國文學的深層意識。

劉教授於2000年9月至2002年10月間在城大擔任客座教授,現任中國文化中心名譽教授。本刊特於10月底他離港返回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前,就其近年有關懺悔文學的研究,進行了以下的訪談。

問:中國文學涵蓋廣闊,為何選擇「懺悔意識」作為研究主題?

答:80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一個「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希望能對文革結束後十年間的文學進行總結,由我主持。當時我即發表論文指出,新時期的文學,譴責有餘,懺悔不足。「傷痕文學」主要是在控訴時代,審判時代,作家的身份是法官的身份,但沒有意識到他們也曾經參與創造了一個錯誤的時代,他們也進入「共犯結構」。「懺悔」講的就是我們也有一分責任,我們也有罪——不是法律上犯罪,而是良知上感到有罪。

我和林崗當時便打算在寫完《傳統與中國人》後,進一步研究這個題目。我們選擇這個課題顯然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有歷史的針對性,我們希望能針對時代的精神困境提出問題。這是從內心深處燃燒出來的動機。

問:您所謂的「歷史的針對性」,指的是什麼?

答:我所針對的歷史,指的是我們過去的時代。中國從梁啟超開始,就說:「沒有新小說,就沒有新社會。」把文學看成是推動社會的工具。尤其到了1949年以後,這個趨勢愈演愈烈,文學甚至淪為政治的工具。相應地,文學便只有「世俗視角」,比如過去的「樣板戲」,基本上就是一個「誰是兇手?」的遊戲,只要把罪人揪出來,問題就解決了。

中國的當代新文學,便是陷入這種「世俗視角」之中,老跟著時代的步伐跑,老是要文學負擔不應該負擔的使命,要求文學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所以成績也很不理想。中國的確很貧窮,的確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社會制度也並不合理,所以我們作家的關注點老是這麼一個社會合理性的問題,常常轉不過身來關注自己。我們講懺悔意識,便是希望能針對這個時代的偏執,以「懺悔意識」為切入口,希望作家能夠轉過身來,以文學的「超越視角」,考察我們人本身的靈魂,人本身存在的意義。

問:何謂懺悔意識?

答:我們在《罪與文學》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人活在世上應承擔兩種責任,亦即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比如,見死不救不是犯罪,毋須負法律責任,但卻要負道德責任。可以說,法律責任是最低的道德要求,而道德責任則是無限的,涉及了人類無比深廣的內心世界,是心靈的良知責任。懺悔即是良知意義的自我審判,在懺悔中,自我既是審判者又是被審判者,二者相互對話。它是靈魂的一個嚴肅主題,也是不斷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的精神生活。

問:懺悔意識是西方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可否請簡單介紹其發展脈絡?

答:在西方,懺悔意識源遠流長,從基督教的「原罪」觀念開始,懺悔與救贖的意識,就經常在西方的文學裡出現。《聖經》就可以看成是救贖文學,而許多懺悔文學,就是在《聖經》的救贖意識推動下產生的。最早比如公元第四世紀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到近代則有十八世紀盧梭的《懺悔錄》,十九世紀托爾斯泰的《懺悔錄》、《復活》,左拉的《克洛特的懺悔》,二十世紀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等。

至於那些並不打明旗幟但卻含有濃厚懺悔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更多不勝數。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利希.伯爾HeinrichBoll)反思戰爭的作品等等。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往往能夠向內心世界的深處挺進,幫助作品走入更深的人性層面。

問:那麼,中國也有懺悔文學嗎?它與西方的懺悔文學有何異同?

答:在《紅樓夢》以前,中國並沒有典型的懺悔文學。《孔雀東南飛》、陸游的《釵頭鳳》等,都有微弱的懺悔意識,但卻沒有靈魂深處的論辯。《紅樓夢》是個特例,它讓我們感到有兩種價值觀的論辯,薛寶釵和林黛玉是曹雪芹的靈魂悖論,前者代表孔孟一派強調人文秩序的價值觀,後者代表老莊一派強調自然生命的價值觀,兩者都有理由,不能說誰對誰錯,這就是靈魂的論辯。至於賈寶玉則是曹雪芹靈魂的化身,通過《紅樓夢》,曹雪芹想說明,一個悲劇的造成,是共同責任。而他明顯傾向強調個人生命權利的價值觀,所以賈寶玉心中只愛林黛玉。

懺悔意識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人與人之間是互為相關的,悲劇有時不是惡的結果,而是善的結果。如按世俗的角度看,林黛玉的悲劇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但其實這個悲劇的造成,所有與林黛玉相關的人都有責任,但這罪不是法律之罪,而是良知之罪,是「無罪之罪」。誠如王國維所說,林黛玉的悲劇是大家共同關係的結果。魯迅也說,《紅樓夢》和近代的譴責小說不一樣,因作者和筆下的人物共懺悔。這樣的作品才會真正動人。所以我說《紅樓夢》是無真無假、無善無惡、無是無非、無因無果、無邊無際的一個藝術大自在。

至於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也有一些具有懺悔意識的,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其他如郭沫若郁達夫等,有時也顯現了些罪惡感,但都比較膚淺。

問:中國文學為甚麼沒有深刻的懺悔傳統?

答: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文化一向缺少靈魂叩問的資源。中國文化的主脈——儒家——並不關注和討論靈魂的問題。莊子是第一個叩問人的存在意義與人生真實性的思想家,然而他的叩問是一種消極性、否定性的叩問,叩問之中打破了生死、是非、禍福等界限,但同時掏空了內心的矛盾與對立。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作家,會有對現世人生的叩問,但不會有對靈魂的叩問和靈肉之間的根本緊張。不像西方,在宗教思想的影響下,有明顯的神世界與靈魂世界。

中國哲學家李澤厚講得好,中國文化是一個世界的文化,西方是兩個世界的文化。這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只有人的文化,沒有神的文化。沒有人與神、靈與肉、此岸與彼岸、現實世界與超驗世界的對立,使得我們的文學只有現實的尺度,缺少了超越的尺度,這樣我們的靈魂深處就缺少了一個論辯的張力場。

問:如果用懺悔意識為尺度去檢視中國的文學傳統,您是否認為中國文學不若西方文學精采、深刻?

答:我並非否定中國文學傳統的長處,中、西文學本來就各有長處。我們提出這個在西方發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學角度,目的是想借助西方文學作為參照系,來幫助我們看清楚自己的文學特色,以至弱點,以使我們的文學能夠再往前一步。在比較之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文學有很多人生的感慨,很多「鄉村情懷」,但卻缺少「曠野的呼號」,亦即靈魂的論辯和對話。

問:既然中國文化欠缺靈魂叩問的資源,我們只有此岸的世界,那麼,中國作家如何拓展這個維度的精神領域?

答:我們的作家可以起碼要有這種意識,以培育大慈悲精神,並向內心深處不斷挺進;也可像《紅樓夢》一樣,讓兩種價值觀展開辯論,光是這點就可以很精采。我們常常是一個情節暗示一個道德教訓,文學變成政治或道德的宣傳工具,這就難以創造高質量的作品。也許我們這本書是中國文學的另外一次理論準備。我希望我們今後的作家,看過此書後,能打開自己的靈魂給讀者看。

問:做完這個研究,您有甚麼發現?

答:近百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跟西方相比,成就實在差得很遠。其中有根本上、理論上、精神上的原因。我們在這個研究中找到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對文學的功能和角色,在看法上有問題,要文學扮演世俗的角色,要像革命者一樣解決各種黑暗的社會問題,這都不是文學所能承擔得起的。

所以,我們在這本書裡強調,文學本來就是沒有用的,如果有用,則是王國維所說的「無用之用」,即讀者在閱讀了文學作品後,會在靈魂上、情感上有所感應,這頂多只是「無用之用」。所以我們不應該讓文學負荷那麼重,不應該要求它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甚至也不要以為作家可以當靈魂的工程師。文學是最為自由的領域,文學應該是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魯迅就說:「沒有天馬行空的大精神,就沒有大藝術」。作家一定要有高度的自由。

問:您的這個發現相當獨到,可否談談您做學問的研究方法?

答:我的研究方法一向是,先由藝術的感悟開始,然後是思想的發現,最後才有學術的表述,三者結合。許多從事文學理論工作的人,往往缺少藝術的感覺,只擅於作邏輯的思考,可是,這對文學評論來說還不夠,因此我們還要求要有藝術發現與思想發現。

我認為整個中國文學有兩大脈絡,一脈是歷史文化線,它是歷史的、政治的、家國的;一脈是生命文化線,它是宇宙的、自然的、哲學的。我特別喜歡後者。在我看來,生命語境大於歷史語境、家國語境,因為生命語境即是宇宙語境,我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內宇宙,是無窮無盡、無邊無際的,所以我們要向我們自身的靈魂深處不斷挺進,挺進得愈深,就愈能跟宇宙相通,認識到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我們這本書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停留在社會、家國的語境,要轉過身來,面對大生命。

問:深入這個以前沒有人踏足過的文學領域,您遇到的困難多嗎?

答:從方法上來說,這本書是「史論結合」的。這使得它有相當的難度。純寫理論的話,可以揚棄歷史;專寫歷史,也可以無視理論,都會比較容易。我們這本書,既要有核心的精神貫穿全書,又要顧及中、西懺悔文學的歷史,還要進行它的宏觀比較,甚至對中國文學史和現代文學新傳統進行總結,都有相當的挑戰。此外,它也派生出很多具體的困難,比如資料搜集等。香港在這方面給了我很大的便利。

問:在今天從事這個主題的文學研究,有甚麼現實意義?

答:我寫此書,主要是希望能以「懺悔意識」為切入口,指出文學作品要有一個靈魂的維度,也即是人性的深度。我相信,懺悔意識是內心良知的一種呼喚,永遠不會過時。這個主題的研究,也許能推動中國作家對文學的永恆性的關注和探索,而非僅僅重視它的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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