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為者亦若是——香港高等教育報告的啟示

陳舒萓

 

近月來,社會各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就是當局針對香港高等教育所醞釀的改革。三月下旬,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託英國愛丁堡大學校長宋達能勳爵所做的報告出爐,為香港的高等教育勾勒出一幅具有遠景的藍圖。

 

不過,報告所建議的改革,可能將對大學在研究與教學等多方面帶來衝擊,因此,報告發表後,更掀起另一波的討論熱潮。城大教職員協會也就此舉行了三場公開論壇,徵集同事意見,並將在短期內向當局反映。

 

對於這份引起廣泛討論的報告,張信剛校長自然成為媒介爭相採訪的對象。不過,《靈機》還是覺得可以再跟校長談談這個問題,畢竟外界傳媒所關心的角度與城大同事並不完全一致。

 

對此,校長也頗有同感。他說﹕「我既是香港公民,又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同時又是城大校長。我看教資會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時,往往是結合這三種身分來看的。不過,傳媒之所以來找我,主要是因為我的第三個身分,所以我的回答和考慮,也都是以城大校長身分而發的。今天,我可以在這裡談談我比較個人的感受。」

 

報告建議各院校要建立一個以「學分累積及轉移」為基礎的學歷架構。有些大學校長強烈反對,擔心好學生會因此而流失。不過張校長卻沒有這個憂慮。為什麼?「我覺得城市大學的課程範圍涵蓋極為寬廣,既有4,750個副學士學額,又有大量切合學生需要的晚間課程,而且交通位置便利。在學分轉移之下,我相信,我們固然會有所失,但也會有所得,得的可能還超過失。此外,站在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我也認為不讓學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是說不通的。」

 

報告中另一個同事極為關心的課題,是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脫的建議。關於這點,校長不贊成,也沒有從根本加以反對。他說﹕「大學教育工作者的薪酬為何要和公務員一樣?在理論或哲學上我們既無法找到基礎,世界各地的大學也罕有這種做法。所以我只要求政府給我們一個解釋。既然當時規定要掛的是政府,現在假如決定脫,除了要給我們一個原因外,更要選擇一個最可為人接受的時間和做法。」他又說﹕「在沒有明顯益處的情況下,在這個時候為高等教育帶來不安與混亂,實屬不智。」

 

作為一個市民,校長覺得政府是不得已地在進行一個「不可能的遊戲」。「香港的稅基窄,稅率低,在還沒有找到新的財富創造來源之前,政府將面對每年大約600億港元的財政赤字。所以,在整個事件上,政府是有其不得已之處。而跟許多私營機構的員工比起來,大學工作者的工作已相對穩定得多,令人艷羨……如果我們反對與公務員脫,也必須要有一套合理而服人的依據。」

 

此外,校長認為,脫並不等於縮減預算。「如果政府在整體撥款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宣布『脫』,就會有些人受損而另外一些人得益。」

 

至於近月來引起熱烈討論的研究資助方面的問題,校長又有甚麼看法呢?

 

在這一點上,校長最感鼓舞的是,報告建議用表現來作為將來的定位和撥款的基準。「過去我們所反對的,是以歷史和標籤來撥款。現在這個方法,正好給我們一個表現的機會。我相信,只要教資會能堅持按成績撥款,我們就不會差;萬一同事因表現不好而得不到撥款,那我們也無話可說了。」

 

校長希望能用「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和「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來與同事互勉。他語重心長地表示﹕「的確,今時今日的我們,短期內並不可能被指定為首要的重點發展大學。不過,這只說明我們還必須繼續儲備實力,並不代表我們以後沒有機會。所以我們今後更要群策群力,特別盡力平衡教學與科研的需要。我希望我們有朝一日也可以把教學做成一個『卓越學科領域』。世界上沒有一家好的大學,研究做得好,本科教育卻做得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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