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s Fail Me—The Life and Letters of Qian Liqun

和朋友、讀者通信，以及為他們的著作寫序，是我之所愛；某種程度上成了我的人際交往的重要方式，甚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有一段時間，我每年都要寫一、二百封信；而我的寫作習慣就是在寫完某篇或某部重要著作之後，就集中一部分時間，為朋友、讀者寫信、寫序，直到現在也是如此。而我的寫信、寫序的對象，從不考慮他的身份、地位，只看他是否有自己的思想，是否真的需要我。因此，我有許多沒有見過面的朋友，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大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主要是各個領域的年輕人。這樣，寫信與作序，就成了我和中國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和青少年保持密切聯繫的重要途徑。這次編選的《錢理群書信集》和《錢理群序跋選集》就是這樣的精神聯繫的文字表現。可以從中看出我和幾個群體，主要是青年學者、大中小學學生、研究生、中小學教師、青年志願者，被稱為「精神流浪漢」的社會青年，以及貴州（安順）的新老朋友—這七大群體的思想交流與心靈溝通，是自由、平等，無拘無束、無所顧忌的，是真誠、坦率的，有思想的相互啓發，更有不同意見的交鋒。我多次說過，我和他們的交往，絕不是單面的給予，而是雙向的互動和互助。對我自己的學術和精神成長，更是具有怎麼估計也不為過的意義：沒有這種精神聯繫，我早就被學院高牆困死了，被體制收編了。我之所以還能夠保持學術的活力，能夠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着，全仰賴於我始終和這些既敢於面對現實，又積極思考、探索的新生力量（我始終認為他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的相互支撐。當然，我也沒有把這些年輕朋友理想化：我很清楚，我們每一個人都存在人性的善惡兩面；我們要營造的，是一個「揚善抑惡」的言說環境，這就保證了我們的交往中每一個人都會自覺張揚並享受自我和他人的人性之美，相互「抱團取暖」，以內在的光明抵擋外在的黑暗。幾十年過去了，今天重讀當年書信、序跋裏的燃燒的文字，依然感到陣陣暖意，原因即在於它蘊藏着人（而且是一個個具體的普通人）自身的真善美的生命的力量：人只能自己救自己，就像我經常說的那樣，「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們又彼此攙扶着—這就夠了」。

今天重讀當年的思想、情感的真實記錄，更會感受到一種歷史的意義與價值。這是因為，這些書信與序跋，都是寫在1980年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發生歷史巨變的年代，作者又大多置身社會底層，且處於成長過程中，他們以好奇、困惑的眼光觀察、思考周邊所發生的一切，作出個人化、個性化的反應：這樣的真實的、不加掩飾的記載，恰恰是我們在既定、既有的被意識形態化、規範化的官方正統歷史書寫裏看不到的，是所謂「政治正確」遮蔽了這一切。

特別值得珍惜的是，我保存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生活第一綫的年輕朋友的來信。我們正可以從這些原始史料裏，獲取豐富的歷史細節，多方面的、複雜的歷史信息，感受其中的歷史氛圍，進入那個時代的具體歷史情境之中。這就為我們進行這一歷史時期的民間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奠定寶貴的史料基礎：整理、出版這些來信，將是我下一階段要做的工作。

還需要多說幾句的是，《序跋選集》裏特地集中展示了我為1957年的右派的回憶錄所寫的序言。這應該是繼《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出版）之後，我的「1957 民間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個重要成果。我一直把右派的回憶錄看作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不可或缺的資源，就像我在一篇序文裏所說，它提供了觀察共和國歷史的兩個特殊視角。其一，右派是「被這個社會打入另冊的專政對象」，他們是「在社會最底層的大街小巷、農村偏僻荒
野、少數民族地區，以至監獄、勞改農場裏，觀察、感受共和國的歷史變遷的」，他們筆下的歷次政治運動，從土改到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都和「正史」裏的敍述大相徑庭，卻具有帶血的真實性。其二，他們自己更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可珍貴的特殊群體」：「小人物有大境界，在生存境遇的卑微中，自有精神追求的崇高」。我通過右派回憶錄進入，就抓住了共和國歷史中最黑暗面的要害，也感受到了共和國「真正的脊梁」的力量，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共和國歷史的真實。

這大概就是我要在「八○（歲）後」編《錢理群序跋集》和《錢理群書信集》的動因：我要找一個總結我一生思想、精神、學術的新視角，也為我越到老年越是傾心的共和國民間思想史、精神史研究，提供新的資源：這應該是晚年又一個「夢」。

2021 年1 月15 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