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2005: Guarding Faith in Despair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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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2005:絕地守望(平裝版)
Author /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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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是錢理群教授橫跨二十年歲月寫成的當代知識分子精神歷史,分別寫共和國建立前、毛澤東時代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呈現「起承轉合」結構,將知識分子的個體命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歷史交錯在一起。

毛澤東逝世後,知識分子從絕地對裏重生。錢理群教授肩負起知識分子之名,用自身的經歷和反思,為整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作一個總合,冀歷經滄桑後也守望著知識分子的本分。《1977-2005:絕地守望》,是錢教授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思想結晶和祝福。
ISBN
978-962-937-632-1
Pub. Date
Jul 1, 2021
Weight
0.6kg
Paperback
560 pages
Dimension
150 x 215 mm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麼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繫。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困惑;2,落入商潮;3,面對國家意識形態、體制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上篇:我的回顧與反思

引言    

第一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對於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關於思想和行動的關係    

第九講、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與北大傳統    

下篇:我的精神自傳

前言    

一、歷史的中間物  

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   

三、倖存者    

四、學者、教師、精神界戰士  

五、真的知識階級    

六、思想者與實踐者    

七、漂泊者與困守者    

後記    

香港版後記   

錢理群 當代著名學者,被譽為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1939年生,21歲時被分派至邊遠地區貴州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文革後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於北大任教時因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言論,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開演講。他以研究魯迅、周作人等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而著稱,其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深得海內外的重視。2002年北大退休後關注語文教育,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