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LinkedIn
Weibo
WeChat
YouTube
Issuu
香港城市大學創校20周年的時候，大學出版社的社長鄺子器先生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紀念論文集，請我任主編。為什麼找我擔任主編呢，我問。望著他熱切的目光，我心裏想，比我適合的人選還多著呢，譬如鄒嘉彥兄就是創校的元老，20年來經歷了櫛風沐雨，蓽路藍縷的過程，就比我這來到城大剛屆滿六年的新丁合適。
鄺社長咬字不無誇張地說，你是我的普通話老師，我找老師當主編是尊師重道。打趣了一番，他告訴我，為了慶祝20周年校慶，想出了一本文史論文集：一方面反映城大在文史方面的廣度與深度，呈現一個以理工法商為重的大學，也有堅強的人文基礎；另方面則是因應慶祝的場合，出版一本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紀念文集。以文、史、哲、藝為主，也可以兼及社會研究。於是，我們便粗略定下了編輯方針：以文史為主，但要涉及新方法論及新的認知思維；要包括語言學，但要兼及歷史文化的探究；要有社會研究，但必須探討港人關心的文化議題。
我承擔了主編的任務，便開始連繫相熟的同事，勸他們共襄善舉。我的要求很簡單，只有兩條：一是，這本紀念文集是為了慶祝20周年校慶，因此，論文要流暢易讀，以便專業領域之外的一般知識人；第二，因為是紀念文集，還請自選一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每位同事聽了，知道不必專門為此論文集寫文章，都點頭稱善，答應挑一篇適當的論文。
之後，困難就來了。挑一篇有份量的學術論文不難，要同時又深入淺出，流暢易讀，則不是那麼容易。學術論文的寫作，特別是有創見的著作，都是寫給專業圈內的專家看的，遣詞用字十分專門化，議題論述的重點也往往非局外人所能瞭解。因此，同事們為了挑一篇合適的文章，煞費苦心，有人從英文論文譯成中文，有人改寫舊作，還有人乾脆另起爐灶，新寫了一篇合適的論文。對大家如此認真從事，我只能表示感激，因為其中反映了每一位作者對城市大學的深厚感情。
鄺社長與我約定編輯此書不久，再度來找我，說取個書名吧。我說，書名不是《香港城市大學20周年文史論文集》嗎？他說，這書名太死板，沒有文藝氣息，不能提供美感，而且硬梆梆的，像政府公報或年終總結報告一樣，不好。我說，論文有份量，就顯示學術成績了，取個文藝腔的書名，恐怕難符書中內容。他說，你不必用現代的文藝腔，取個典雅的書名，讓人感到書中有詩情畫意，又有象徵意義，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