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rom the Zun’yi Conference t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增訂版）

【宋以敏注】何方去世前近二十年接受的各種訪談，絕大多數都以中共黨史為主題。在下面的兩篇訪談中，他說明了學習和研究黨史的原委，張聞天作為總書記在黨史中的真實地位和作用，關於延安整風所確立的毛澤東個人迷信對國家發展的深遠影響，以及在共和國佔主流地位的「黨史編纂學」特徵。

上海《東方早報》2010年12月對何方的訪談*
違心揭發批判張聞天的負罪感

問：您在《談史憶人》這本書中說「廬山會議後違心批判張聞天，想以研究張聞天為自己贖罪補過」。當時您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如何批判張聞天的，為何有如此大的歷史負罪感？

何方：我今生犯了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一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 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不管是什麼場合，人應該說真話，不能說假話。不能把好人說成壞人。但是在當時，你是站在毛主席那邊，還是站在張聞天這邊，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後來發現毛主席也不一定正確，他的錯誤也很多，我這才認識到自己當時的錯誤是多麼嚴重。所以也不能完全說我是被逼迫的。

我從1949年開始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十年。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我由於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和自己設法過關的私心雜念，對直接領導我工作學習十多年的張聞天進行了「揭發批判」。

在那次外事會議上，我的思想展開了激烈鬥爭。首先必須硬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紅旗」（按：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全面情況我們並不了解。以偏概全，顯然是錯了。但是對張聞天反黨反毛主席，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雖然有些和我關係較好的老同志如姚仲明等給我講過去的歷史，可我在十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着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特別怕開除黨籍。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挨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所以經過三四天的思想鬥爭，我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堅決跟着毛主席和黨中央走，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對於揭發的內容和尺度，我內心定了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多講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既不是大家追逼的重點，也怕說不清楚；三是自以為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知道的事情，就堅決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