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v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ere Time and Destiny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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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個人史—時代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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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是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肇端的中國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歷史產物,承繼着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中的「士」的某些傳統。現代知識分子在觀念、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今天談中國早期的知識分子,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然而,他們都不過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中的「滄海一粟」,只是某一歷史階段的「主角」,沒人能參與近代史的「全程」。

本書精選了當代中國歷史學家雷頤書寫的有關1949年前後的知識分子的文章。書中的二十多位人物,有經歷「五四」運動、「九一八事變」的一代,亦有經歷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包括棄筆投入考古的沈從文、生後遭受批判的瞿秋白、獲江青賞識的李文化等,他們的思想、觀點、立場不同,命運也迥異,但合併起來,卻映照出近代中國的動盪歲月,歷史的走向。

歷史很漫長。動盪時代在歷史長河中或許也只是瞬間,但深入閱讀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與行,卻令人明白到動盪時代如何影響着他們的人生經歷,其類同和差異之處,也教人體會,一個人的思想、精神文化如何影響着其命運。而人生卻只有剎那,回不了頭。
ISBN
978-962-937-458-7
Pub. Date
Dec 1, 2020
Weight
0.8kg
Paperback
444 pages
Dimension
140 x 190 mm
有關「知識分子」的定義、理論數不勝數,各有道理,因此也使人「無所適從」。出於歷史學的「職業習慣」,我更願意從「起源」的角度來「理解」知識分子,而不是從概念出發首先為其「定義」。

知識分子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起源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一批從西歐留學回來的留學生,不滿意沙皇俄國的狀況,引入一些新思想,形成了批判沙俄政治、社會體制的文化人群體,這些文化人被稱為「知識分子」。另一種說法是1898年初,着名的法國作家左拉(Émile Zola)給總統[1]寫了一封題為《我控訴》的公開信,為受迫害的猶太軍官德雷弗斯(Alfred Dreyfus)上尉伸冤。這封信發表時被稱為「知識分子宣言」,一大批主張為德雷弗斯平反、經常指陳時弊的文化人遂被稱為「知識分子」。

無論最先出現在俄國抑或法國,共同之處是「知識分子」都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漸漸形成社會中一個獨特的階層。因此,從歷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即指那些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更有獨立精神、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或知識人。本書「知識分子」即取此義。



在中國,「知識分子」更是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肇端的中國現代歷史(Modern History)的產物。中國傳統中的「士」與現代「知識分子」庶幾近之,因此,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有着內在關聯。對此,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早在二十餘年前就作了精湛研究。而余先生近年的研究更強調,「士」在中國史上雖然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連續性的傳統,但這個傳統也有變異或斷裂的一面。余先生認為,上起春秋,下迄清代,長達兩千多年,「士」在每一時期的變異也就是中國史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折射。他對宋、明之「士」作了細緻研究,發現「這兩個不同朝代下的『士風』竟截然相異」,他感歎道:「這個『變異』或『斷裂』還不夠使人驚異嗎?」當然,他承認:

這裏所謂「斷裂」都是指「傳統」內部的「斷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事實上,每經過一次「斷裂」,「士」的傳統也隨之推陳出新一次,進入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而連續性則貫穿在它的不斷的內部「斷裂」之中。

宋明兩朝代「士」的變異與斷裂是傳統內部的變與裂,但其變、裂程度已使人「驚異」,那麼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現代中國所產生的「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的變、裂程度或會使人更為「驚異」,因為二者本質上已有不同。當然,這種「煥然一新」並非全無舊色,而是仍保留許多傳統特色。如果說在長達兩千年的中國社會中,「士」是在傳統中裂變,那麼由「士」而躍變為「知識分子」,則是「裂變」、「質變」中承繼着某些傳統。

[1]1 編按:即菲利‧福爾(Félix Faure),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六任總統。

1949年前

為傳統與現代接榫:蔡元培思想透視

勸蔣「毀黨救國」:胡適晚年政治思想述要

價值重建與政治困境:以丁文江為中心

傅斯年的思想矛盾

燕樹棠思想淺析

「中國農村派」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 以陳翰笙為中心

聞一多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中國現代史上的張申府

歷史與權力:瞿秋白的身後命運

 

1949年後

老舍、程賢策:拋「溫情」棄「人道」之後

生命的浪費:沈從文的內心獨白

葉聖陶:表態的「藝術」與「膽魄」

何濟翔:法治的艱難歷程

「人生禁得幾拳頭」:彭柏山的悲劇人生

季羨林的「黑鍋」與「王八」

暗夜幽燭:王重民之死

歷史寫真:徐鑄成的「罪」與「罰」

「還我頭來」陳虞孫

蔣星煜:沉重的疑問

李文化:「文化」人生

馬達:一位「紅色老報人」的回憶與思考

「疑」重於「信」張中行

「聰明、刻薄、乾淨」的錢鍾書 

雷頤,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當數年「知青」;然後當兵,為空軍地勤;後又復員當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獲學士學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1985年獲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編,現為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知識分子史。著有《薩特》、《取靜集》、《經典與人文》、《時空遊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精神的年輪》、《歷史:何以至此》、《逃向蒼天》、《歷史的裂縫》、《歷史的進退》、《被延誤的現代化》、《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面對現代性挑戰:清王朝的應對》、《走向革命》、《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後時刻》、《孤寂百年: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中國的現實與超現實》等。譯有《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