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the 1946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1946 年 12 月 25 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這也是近代中國最後一部憲法文件，它對中國近代憲法基本問題作了一個總結。該憲法融外國憲制與中華傳統於一爐，制憲者對於歐美制度作了精心比較與選擇，以適應中國環境。憲法中源於孫中山先生憲法理論的國民大會與五院制度，都可稱之為中國特色的制度。制憲者在代議制與總統制的政體妥協、準直接民意機關制憲、憲法法院的設立、「一個半議院」的國會架構、憲法社會權的規定等方面，對於源自西方的憲制範式，在制度選擇過程中也都有所創造。

誠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表面上看，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的憲法體制與《中華民國（南京）憲法》相較完全改弦易張，新舊體制涇渭分明。但是，如果我們從功能主義的視角觀察，雙方仍有很多相似、共通之處。例如，國民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制度與功能上有很多類似的設計；國家主席（兼軍委主席）與總統在地位與職權上有接近之處。就權力分立來說，如果我們把中國大陸的黨、政機關通盤考察，與《中華民國（南京）憲法》創設的機關做功能上而非僅僅是組織結構上的考查、比較，便會發現今天中國大陸的體制與國民政府五院制的會通之處：國務院類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類立法院，行使一般立法權；中央政法委（加最高法院）類司法院，行使最高司法權（司法審判、司法行政等）；中共中央組織部（加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類考試院，行使人事權（包括公務員考試權）；中紀委（加監察部）類監察院，行使監察權。1 而《中華民國（南京）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中「國民經濟」、「社會安全」（社會福利）、「教育文化」各節同樣蘊含著社會主義的精神。從這個角度來說，憲制的歷史並未完全斷裂。

事實上，《中華民國（南京）憲法》也是國、共兩黨與民主人士組成的「第三方力量」合作與妥協的成果。在憲法草案（「政協憲草」）的擬定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幾乎全程參與，並為憲草的民主化與科學化作出重要貢獻。儘管和談破裂後，中國共產黨與部分人民團體和民主黨派先後聲明，表示不承認國民黨單邊召集的制憲國民大會及憲法本身的合法性；但就憲法的文本來說，其與中國共產黨參與並發揮重要作用的政協憲草小組擬定的憲法草案相差無幾。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偽憲法」的合法性之爭，主要是在於制憲程序的瑕疵，而非憲法文本的問題。

《中華民國（南京）憲法》的文本經過局部的增修，至今仍施行於台灣，並且在形式上依然維持了「憲法本文」的完整性。研究這部由來自中國各地的制憲代表在南京通過的憲法，對於海峽兩岸亦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時至今日，這部憲法的命運仍然牽動著兩岸最敏感的神經；而如何看待這部憲法，也是兩岸面臨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