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筆者一直想撰寫一本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書，這一興趣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筆者在北京大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就讀期間。作為那時候的學生，我們都被告知，中國共產黨是其締造者（尤其是毛澤東）創造的全新事物。大多數學生，也包括筆者在內，從未質疑過中國共產黨的新穎性，因為在幾千年的王朝政治中，並不存在這樣的組織。事實上，「政黨」這一術語，也是中國進入近代以後才從國外輸入的概念。由於中國共產黨表現為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國之外的學者在看待中國共產黨時，往往也有着相似的觀點，他們大多數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變種。

在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和民主運動後，當筆者試圖回答一個否定問句時，筆者開始質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新穎性，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沒有民主？」就像那時候很多中國學者一樣，當筆者開始探尋答案時，筆者關注的是北美和歐洲現有的民主國家。換句話說，要回答這個否定問句：「中國為什麼沒有民主？」筆者不得不先思考：「為什麼在民主國家裏有民主？」基於當時文獻的研究，筆者發表了有關西方民主發展的一系列文章，檢視了西方民主的不同理論。 在筆者於20世紀90年代末離開中國後，筆者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反思這個問題。在筆者的許多文章裏，筆者都試圖檢視不同因素對民主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社會—經濟發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文化、教育、精英政治和其他因素，在西方討論這一話題的教科書上，這些因素被認為對民主化很重要。

2001年，筆者受邀到台灣參加一次國際會議，並在會議上提交了一篇有關中國的政黨制度和民主化的文章。台灣在1996年發生了第一次民主選舉，它很快被視為亞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代表。然而，基於筆者自己對亞洲民主發展的觀察，筆者開始意識到，在當地文化和這一地區所輸入的民主形式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儘管亞洲文化並不拒絕民主，但是民主如果想要有效運轉，那麼就需要一種「正確」的民主形式。換句話說，如果建立了一種「正確」的民主形式，那麼亞洲文化就能夠變得與民主相兼容。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一趟的台灣之旅，給予筆者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檢視文化因素和民主化之間的關聯。這是筆者第一次更加深入地探究，一個特定的政黨制度如何影響民主化。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筆者也閱讀了其他亞洲社會的政黨制度和政黨的相關文獻，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日本和台灣。筆者開始認為，儘管所有這些社會都建立了一個（多）政黨制度，但是政黨的運作幾乎無法遵照已經確立的規則和規範，而這些規則和規範卻在西方有效地規範了民主的運作；相反，在這些社會裏，所有的政黨都根據這些社會的傳統規則和規範來運作，即便在名義上他們被視為世界民主俱樂部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