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Feng: Poetic Ideals, Political Storm

我是因為拍紀錄片才接觸到五四之後的文學的，而我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就是聚焦胡風事件的《紅日風暴》。這部電影是上海導演彭小蓮邀我和她一起完成的，因此可以說我最初的動機僅僅是給朋友幫忙。我和我的同輩人是在文革出生，在文革之後成長起來的，不要說在 1955 年就被打倒的胡風，我們對文革至多也只有如碎片一樣的記憶。我有同窗好友看了《紅日風暴》之後說，這部紀錄片把原來他們零散聽到和讀到的人名、概念、政治語彙，透過一個個人視點串聯起來了。在這部 138 分鐘的影片的過程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政治運動的影像和親歷者們的生動講述，能夠把觀眾帶入歷史現場；但是彭小蓮的旁白所表達的家庭的離散、成長的夢魘，才真正令這部作品有別於「客觀」的、BBC式的紀錄片。下面的文字，既是回憶、也是備忘；既是對我為什麼會寫這本書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我寫書過程中受到的影響的一個歸納。
自由養成的頭腦

我早年記憶中第一件歷史大事，是毛澤東去世。剛上小學沒幾天，有天早上，和同學們排著隊站在去往學校的馬路邊。等了很久，我其實不知道在等什麼，直到奏著哀樂、掛著毛主席遺像的「靈車」開過。那天下雨，但老師不許我們戴草帽、打傘、穿雨衣，覺得那是對偉大領袖的不敬。我媽媽用塑膠袋剪成一個「背心」，套在我的白襯衣下面，叮囑我不能告訴其他人。第二天很多小朋友都病了，我卻無恙。學校裏掛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像，後來華主席的像拿掉了。三年級開始學英語，我才漸漸知道，不是全世界人民都像外國譯製片中那樣，說著洋腔洋調的中文。小學快畢業，我才知道我小姨和姨父分別是西安外語學院的西班牙語、法語教授，而我舅舅楊德友，雖然在山西大學裏教英文，但是他懂七國外語，可以互譯。80年代起，與世界隔絕很久的中國大陸，有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潮發表，我們家的三位教授也翻譯了不少著作；我看到他們爬格子的辛苦，還曾經立志長大不做翻譯。但是他們不用坐班、有寒暑假的生活，給了我啟發，我在16歲就給自己手寫了一張名片，表明「志向」：「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系魏時煜博士」。名片我媽媽至今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