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1919 May Fourth Movement Revisited

1921年五四紀念時李大釗就稱，「我更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1]在往後的日子裏，的確，五四不斷地被賦予種種「意義」，有的是本屬它的，有的則是強加於它的。

到了1954年，五四運動三十五周年之際，孫伏園在紀念文章《回憶「五四」當年》，其起首即云：

三十五年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地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地更趨淡忘了。[2]

隨着年月流逝，這種「意義愈加突顯，事實愈加渺茫」的情形愈發明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意義壓倒事實，就會成為空中樓閣。胡適晚年在台灣就抱怨說，「『五四運動』，我是其中有關的一個人，但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絕沒有客觀的判斷。」[3]

鑒於此，剝去意義的「迷彩」，呈現事實的「素胎」，就成為當前的一項要務。本書正是一本盡可能剝除意義，呈現事實的書。也就是說，本書所關注的五四運動，是狹義的五四運動—五四事件。希望通過本書能儘量展示出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遊行示威反對巴黎和會上列強同意日本強據山東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止，在此期間全國範圍發生的、社會各階層積極響應的一系列遊行、演說、抗議、辭職、逮捕、罷課、罷市、罷工、成立組織、抵制日貨等事件。[4]

然而，由於日後關於五四的回憶文章和文獻，多談的是「廣義的五四運動」，「泛化」五四的目的和結果就是「意識形態化」五四，因此，這些文章自然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氣息。那麼，為呈現事實之真相，在本書中，凡與五四事件無直接關係的內容，都予以刪去。

又由於編者曾於五四運動九十五周年之際，編輯了一本《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收錄了一些當時出版界尚不常見的關於五四事件的回憶材料，今為避免重複起見，凡是《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一書收錄的材料，本書一概不錄。

關於五四事件的文獻不可謂不多。對於此一著名歷史事件，在其發生之當時，就有歷史敏感者和有心人搜集報刊諸種材料，編輯成書。[5]隨着五四頭上的光環愈發神聖和光鮮，百年來，全國各地科研機構都曾花過大氣力將當初報刊、檔案、當事人回憶中關於五四的材料加以搜羅整理。[6]然而，即使如此，今天我們所整理的材料，恐怕也只是「百中不過其一」而已，因為當時各報刊上關於五四事件的報道可謂連篇累牘、滿谷滿坑。要真正整理出來，從目前來看，「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而這整理出來的五四文獻，或因時代的局限删除了一些「不合時宜」的內容，或因個人的取捨删除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內容，或畫蛇添足做了不必要的文字改易，或疏忽大意做了不正確的修改等。這多少令人有些美中不足，編者在編選《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一書時就遇到過這種情形，但因所涉及材料不多，未加詳論。然本書所遇到的這種情形甚多，遂略舉數例加以說明。

2018年7月31日
陳占彪於韓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