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摘要】 資本主義的貧困及其救治 ——論首次分配的蝴蝶效應

日期：2018年2月12日

時間：下午4時至5時半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講者：施永青先生（中原地產及AM730創辦人）

作者：關柏翔，盧嘉錚

香港社會的根本問題：資本霸權

香港的貧富差距飽受詬病。據政府估計，現今堅尼指數為0.539，排行世界第十一，與泰國、瓜地馬拉、玻利維亞相近。治理幾十年，基尼指數居高不下，如此嚴重的貧富差距究竟源自哪裡？施永青的答案是：資本霸權。

要了解資本霸權，必須先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與不受侵犯」是資本主義的基石。在自由市場下，資本主義社會通過保護私有產權，來激勵人們用勞動獲取財富並保有財富。因此，人們通過生產創造財富，再通過財富反向推動生產，生產與財富累積慢慢累積形成一個循環，成為不斷推動資本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不斷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以上抽象的概念可以類比蛋糕分配，在做蛋糕的過程中，如果能把蛋糕做得越大，那麼可分到的蛋糕便越大，所以為了得到更大塊的蛋糕，社會的資本家很願意合作把蛋糕一直做大。而蛋糕做大的過程正正反映資本主義下資本家的野心和共同目標。與此同時，資本家除了負責把蛋糕做大，也手握著分配蛋糕的權利，就是造成分配不公的最核心部分。

當我們了解到生產與財富的密切關係，便會注意到近百年一直備受討論的問題：不同的生產要素之間如何分配他們共同創造的財富？我們稱之為：首次分配問題。所謂首次分配，是指社會上的新生財富，當初是如何界定產權，在出資者與出力者之間該怎樣進行分配。生產過程中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大致可以將其分為生產資料、勞動力。一次生產勞動中，自然有人出資、有人出力。

施永青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一分配過程偏向生產的擁有者，資本家佔有必然優勢，可以剝削出力者。這種分配方式由出資者主導的情况下，是為資本霸權。例如，一家公司的運作，要靠股東的投資和以此換來的素材（即生產資料）、員工的勞動（腦力或是體力）共同完成。然而員工只能獲得固定的工資，但公司的利潤，所創造的價值，卻可以被股東分成。員工的工資，並未與公司利潤掛鉤，而是由人力市場的供求關係來决定的。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首次分配中，勞動力未能得到合理的回報，商品的溢利全歸於出資者。

在以上的情況下，出資者收割了生產中大部分利益。蛋糕雖然做大了，但少數的出資者得到溢利的絕大部分，但大多數出力者只能分到一小部分。這種不公平的分配模式，導致貧富懸殊的問題出現，資本家可以不斷重複投資、獲利和分配的過程來創造財富；工人出賣的勞動力只夠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足以令他們上游至資本家地位。長此下去，自然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愈演愈烈，成為深層次矛盾。施永青指出，分配不公很大程度窒礙了人們通過個人努力來獲取更多財富。員工的工資、即他的勞動「價格」，主要由市場供求决定，即使努力工作，也很難獲得相較市場價格高出很多的收入。這就破壞了資本主義的激勵性，使勞動、財富的循環難以順暢運作。

貧富差距懸殊的解決之道

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二次分配來解決這一問題。二次分配，是指在生產過程和首次分配完成後，由政府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通過稅收聚集一部分新生財富，再將這部分財富通過社會保障等方式，重新分配到社會上的每個人手中，以此兼顧效率與公平。

施永青質疑這種二次分配不能真正解決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公問題。首先，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在於首次分配不平均，並非二次分配。

其次，施永青認為，要想解決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就要從源頭上改變首次分配的方式。因此他提出了「三三制」的公司利潤分配方法：把三分之一的利潤分給公司的員工，三分之一的利潤分給公司的股東，三分之一的利潤用作公司的再發展用途。通過這種方式，將新生財富，同時分配給出資者和出力者。也保證了對員工的激勵作用，維護了生產、財富的循環。

三三制如何扭轉社會分配不公

施永青在進入討論最關鍵的首次分配前，說了一個年少時的經驗，特別使他刻骨銘心，對於資本主義的不公感受尤深。當時的他在一間地產公司任職一位負責打印文書的小職員，偶然之下發覺到公司的樓盤定價是低於市價，於是告知公司的老闆。如是者，公司因此多賺三千萬，但施永青卻沒有分到當中幾百萬或幾十萬元的額外利潤，只是每個月的人工稍稍加了幾百大元。從過去的工作經驗，使他充分地體驗到資本主義與分配主義是如何侵蝕工人們的權益。絕大部分的時刻，工人們即使努力地工作，也只能拿到市場掛勾的薪金。

因此，施永青在自己的企業（AM730和中原地產）中，實行「三分一」分配制度，目標是將貧富懸殊的局勢扭轉，將資本家個人利益和財富與自己的員工分享，從而將員工命運與公司扣緊，連成一線，員工在公司賣命工作，為公司賺到更多的錢，那蛋糕便做大了。資本家將做大的蛋糕與員工共享，員工能共享努力成果，從而提高工作上的積極性。他自覺這是媒體公司AM730能夠在行內打出一片天的關鍵原因。老闆肯分享利潤，員工便更覺多勞多得，自然會為公司拼命。至於為甚麼是三分一呢？施永青則指出，沒有特別的原因，具體的比例需要透過更多的學術研究才能得出一個最有效的數字，而他也在摸索具體的「黃金比例」。

回應蝴蝶效應，施永青認為市場上的資本家應該更大程度上引用這套分配方法，市場上的騰訊、華為等較著名的企業都以類似的方式經營公司，員工很多時候會獲發公司的股票，成為公司的股東一分子。以華為作例子，創辦人任正非只擁有公司的1.4%股權，其餘的98.6%全部發放給員工，如果員工努力地工作，公司收入提升，股價便會有所反映，而員工便能受惠於當中。這個方法，員工除了得到基本薪金報酬，也享受到股價的升幅。除了著名的科技巨擎，施永青也指出初創企業的存活率一般很低，但若嘗試這種分配制度，則能夠令初創企業的存活率大大提高，在市場上取得更大的份額和影響力。施永青相信隨著更多企業採用他的方法，社會的分配不公平現象會得到喘息的空間，甚至有望打破貧富懸殊的局面。

針對「三三制」的問答環節

一. 三三制強調如何分擔利潤，那麼遇上虧損，員工和資本家之間該如何分擔呢？

出資創投的人，本身所冒的風險較大，因此在利潤的分配上實取三分之二，屬於「大份啲」，同時具有公司的擁有權，這兩方面已經對資本家作出了補償。當遇上虧損的情況時，沒有盈利，工人自然無得分。施先生認為工人不應該為公司冒上風險，無須分擔任何虧損，只是公司沒錢賺，工人快面臨失業而已。最後，施先生大膽提出，「同股不同權」不足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未來應該以「不同股不同權」的方式去管理公司，可以資金入股、以智慧入股等等。

二. 當這種分配方法放大到社會或國家的層次，會否增加其複雜性？站在社會的立場之上，某些人士若沒有職業，可否分得經濟成果的一部分？

施先生指出現時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度尚有提升的空間。大部分人仍然不知何謂首次分配，所以社會上的討論空間不足，無法通過思考、辯論，繼而取得共識。然而，政府的機制是通過長時間所建立的，因此改變機制更需要長時間逐漸取締和調整才能達成，不是單純今天說，明天便能實行。

對於失業人士、弱勢社群、單親人士在社會上，二次分配仍然有其價值和角色。施先生建議政府繼續抽稅，只是抽少一點，由15%下調至8%，重點關注這部分的人口。對打工仔或有需要人士都有所得益，因為稅收下調使到工人的可支配收入更多；稅收的焦點也可以著重於弱勢社群，相較現在的分配制度更為有效。

三. 如何量度員工所付出的勞力，然後作出合適的分配？

施先生傾向採納市場機制，據以往的經驗曾採用過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去衡量員工在工作成果上的表現和貢獻，從而得出誰才能得到最大份，然而公司內普遍反對該機制，即使有錢分，仍然出現「人人唔開心」的情況。因此施先生最終採用工資作為分配的基礎，以你的工資為權重，前線員工一算、中層一點五算、高層則二算。而想分更多則按表現要求加工資或升職，那麼明年便可分得更多。當然，加工資需要一定的實力，藉此鼓勵員工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