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天下

2030讓愛滋病終結

撰文:

盧鈺苹博士
亞洲及國際學系研究員;

Kirit Premjibhai Solanki
外科教授及印度國會議員

盧博士的著作榮獲國際研究協會(ISA)頒發的2017年全球衛生圖書獎。

必須將增加公眾醫療保健預算撥款及提升愛滋病意識納入路線圖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於2000年7月採納第1308號決議,呼籲採取「緊急特別行動」,以減輕HIV╱愛滋病構成的威脅。為達成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就此提供專門的應對措施及資源。愛滋病是首個被列為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事項的疾病案例。由於其特殊地位,相關的國際資助水平亦屬前所未見。發展中國家是主要的資助對象,這些國家向來缺乏應對愛滋病的措施,甚至從未採取相關措施。

資助鏈或將斷裂

在國際機構及雙邊政府的財政援助之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愛滋病應對措施有所增強。在早期階段,應對愛滋病的特殊方案均可獲國家層面的保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做法日益顯示出成效不足的弊病。醫療體系冗餘╱並行,資助難以為繼,正正反映這種不足。過度依賴國際援助,加上在愛滋病方面的政策傾向過於明顯,導致其他緊迫的健康威脅(如營養不良及母嬰保健)未能得到重視。

最為重要的是,近年來,國際上對愛滋病的財政援助呈停滯之勢,甚至有所倒退。數據顯示,自2012年起,大多數歐洲捐助國政府已減低對愛滋病的財政承諾。此外,鑒於印度及中國等國家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國際資助機構因此認為,這些國家在國際愛滋病專項捐贈及貸款活動中,應由受援國轉為捐助國。倘若捐助國及受援國政府均不作出新的承諾,日後國家層面的愛滋病計劃能否持續,實在令人懷疑。

納入醫療體系

為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醫療議程,大多數相關的國家正在優先考慮將愛滋病計劃納入現有的醫療相關體系。這一轉變意味着,國際資助機構可以左右發展中國家醫療事宜的優先次序。在這個方面,印度絕非單獨個案。自2010年以來,印度已將愛滋病干預措施逐步納入基本醫療保健體系。例如,第三期國家愛滋病控制計劃(NationalAIDSControlProgramme(NACP)-III)當中的六項內容已於2010年與國家農村健康計劃(NationalRuralHealthMission)合併,當中包括綜合診斷及檢測中心、預防親子傳播、血液安全、性傳播感染服務、安全套計劃以及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在NACP-IV計劃當中,將愛滋病應對措施納入傘狀醫療體系的行動現正持續進行;在醫療保健體系內,所有服務單位(針對性干預措施除外)均已設立。

於2016年聯合國大會上,印度承諾遵循既定目標,加快進度,力爭在未來五年內消除愛滋病所構成的公共衛生威脅,並於2030年之前徹底撲滅疫情。為兌現這一承諾,印度政府現正在資助愛滋病計劃方面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例如,第四期國家愛滋病控制計劃預算的三分之二是由印度政府提供並於國內預算中撥付。考慮到國家愛滋病控制計劃第一及第二階段預算的85%以上及第三階段預算的75%均由國際及雙邊資助機制提供支援,可以看出印度的愛滋病計劃對外國援助的依賴逐步減少。資金水平持續改善,表明印度自身應對愛滋病的政策承諾及財政實力均有所提升。儘管如此,為確保愛滋病干預措施能夠持續運作,仍需將愛滋病計劃繼續納入範圍更為廣泛的醫療體系。然而,對於印度本身而言,醫療保健向來並非頭等要務。過去二十年,印度經濟發展迅猛,但就醫療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而言,卻位處全球榜末。2015-16年度,印度的醫療支出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而挪威、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均為9%以上。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印度的醫療支出亦相對較少。金磚五國當中,醫療支出比例最高者為巴西,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7%。反觀印度,其總體醫療預算卻由2014-15年度的3,578億盧比下降至2015-16年度的3,150.1億盧比,減少13%。

意識與成見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度感染愛滋病的人數在全球排名第三-截至2013年底約有210萬人。在該地區,每10個HIV感染者當中,即有4人來自印度」。若要實現於2030年之前撲滅愛滋病疫情的目標,印度不僅需要提高公共醫療保健預算撥款,同時亦需着力提升防治愛滋病的意識。有證據表明,亞洲許多患者飽受愛滋病困擾,但對於自己的HIV測試結果呈陽性卻缺乏認識。

在印度,多家非政府機構與社區機構攜手合作,在當地╱邦以及國家層面宣傳推廣愛滋病意識。這些項目專為HIV易感人群而設,當中包括同性戀者、性工作者、吸毒者、變性人士、囚犯、婦女及兒童。他們着眼於為愛滋病患者提供直接照料、提升整體認識,並照料因愛滋病相關情況而成為孤兒的兒童。各機構正嘗試開展創新項目,以消除對高風險人群的偏見及歧視,讓他們能夠獲得有效的HIV預防、治療及護理服務。

儘管目前普遍提倡以綜合的方式進行愛滋病干預,但一直有意見認為,有必要維持愛滋病的特殊地位,將其視為獨特的全球性健康挑戰。有人認為,倘若我們將消滅愛滋病疫情視為達致其他目標的一種途徑,則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將愛滋病視作特殊個案。考慮到這種疾病及其治療成本所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倘若我們能夠終結愛滋病,其他緊迫的發展問題亦會迎刃而解。

外科教授Kirit Premjibhai Solanki醫生是一名國會議員,同時兼任各國議會聯盟愛滋病與產婦健康顧問小組成員。盧鈺苹博士是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研究員,其著作《中國和印度的HIV╱愛滋病防控:治理衛生安全》(HIV/AIDS in China and India: Governing Health Security) 獲國際研究協會(ISA)領發的2017年全球衛生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