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聲音

“到那里去,同喜欢的人在一起”——2012,多友相约在台北


学术需要社群。早先参加复旦暑期班,自打那时起,有些人就自然而然地从新雨变成旧知,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黄埔一期的”。每次提到那个班,大家都会发出恰同学少年的感慨!后来,真是人生中另一桩美事,李老师又为我们精心建构了一个亦师亦友、亦同学亦手足的学术交往网络,于是乎,大家又成为“多友”! 每每谈及城大豪宅一月、山上风光、求学问道,我们无不感念于此。赴台前的二三个月,大家尤其热络起来,诚如何晶所言,我们是一个集体,集体活动是一定要经常参加的,复旦的章平、青年政治学院的何晶、南师的张红军、浙大的章燕,互相怂恿、彼此督促着要去台北看一看……。

 

 

感受台湾传媒业:从余式报人到媒体大亨

 

 以前常听李老师谈及与余纪忠先生的渊源,但感受并不真切,不知道余先生到底何许人也?这次在世新亲耳听闻《中国时报》前社长黄肇松、副总编辑何荣幸先生的演讲,及台大林丽云、政大刘幼俐教授的分析,又拜读了台湾作家杨照的文章,我才明白余先生的重要,以及当下台湾媒体人、学者在“旺中案”中集体抗争的意义。

 

据杨照先生介绍,二十世纪70—80年代,《中国时报》是台湾文化艺术发展的参与者、打造者。余先生从来都不是要办迎合当下读者的报纸,而是要创造读者。一方面他用副刊乃至其他相关版面,寻找文学、艺术、文化创作题材,借由报纸的力量拉高其能见度,另一方面,余先生又以私人关系来协助这些创作者,在不利的环境下维持创作活动。“报人”的心目中有他理想报纸应该长的模样,念兹在兹想办法实现实践那样的报纸。在台时,仔细翻阅了台湾四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24日头版均为李宗瑞自首的新闻。彼时报人的风格信念、当下知识分子的坚守在媒体大亨宰制市场的强大力量映衬下,显得弥足珍贵,也多了些怀旧与悲壮的色彩。

            

                 

感受乡愁:从慈湖到阳明山书屋

 

复旦大学的“老班主任”廖老师总是在关键时刻冒出一两句提纲挈领的话,“李老师的安排独具匠心,从老蒋到小邓”,行程的意趣透着李老师的思量。记得初二时,跟着短波收音机里邓丽君的歌瞎哼哼,被表姐严厉地呵斥了一顿,学那种靡靡之音无疑是自甘堕落的表现。蒋介石的“娘希匹”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无疑是我们这代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符号。可惜,此行我错过与大部队一起看小邓,只能“何日君再来”了。

 

慈湖和阳明山书屋都给人一种类似奉化溪口故居的感觉,一片群山,宽宽的溪流,清静幽雅。沿着一池碧水,每隔几步就竖立着一面青天白日旗。为了保护大陆来的同志的政治立场问题,就忽略不说,独以香港的沈菲博士为例。一看沈菲就是个老实人,属于稀里糊涂就能被拉下水的人。当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时,不知道哪位仁兄突然眼前一亮,大叫一声:“这景不错!”“沈菲你站在旗下来一张”,于是,穿着人字拖、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就听话地站在旗下昂首挺胸地被咔嚓了几张,这“罪证”在哪位多友的相机里,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走过湖边的林荫大道,就来到一座院落前。两位穿白色军服的士兵很有威仪地立在门前,眼睛一动不动,惹得一群傻博士以为是蜡像,纷纷上前仔细盯着士兵的眼珠子看,结果,还是不动,最后,有博士研究出了结论:“是真的,因为天太热,我看到卫兵脸上的汗一直往下流”。于是,男博士们就眼睛不眨缺乏润滑、天太热却穿如此厚重的军服,而为卫兵唏嘘起来。女博士们则纷纷在帅气高大的士兵前拍照留念。

 

进入院内,柩浮厝,那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人生的无奈遗憾顿时涌上心头。“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蒋公没有下葬,大概只为有一天能淌过浅浅的一湾乡愁的海峡,回到故里。

 

自由行时,我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远远地就看到胡适纪念馆,绿藤缠绕,胡适生前曾居住工作于此。转到它的背面,居然是傅斯年图书馆,而傅斯年倾二十三年心血发展的史语所,也在不远处。师徒二人,一代硕儒,在波云诡谲的变局中只能做出离乡背井的选择。

 

 

感受人文美食:从士林夜市到诚品书店

 

多友的江湖上流传着上海大学陶建杰的GPS传说,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台湾,做过南都记者的他,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方位、标志性建筑、交通等。跟着他,我们真是自在自如。

 

第一站是士林夜市。人生最后悔的事,莫过于一堆美食摆在你的面前,而你居然已经吃饱了。站在夜市绵延很长的灯河面前,你才知道什么叫吃食的壮观。许多摊头前都是曲里拐弯的长龙。在上海时,我很少吃生煎包,有点甜,并且油偏多,包子底多半被烤焦,建杰居然介绍“上海生煎包”,我开始觉得挺滑稽,我从上海来,居然在台北品尝这上海本帮菜。算了,给建杰一点面子,排起了长龙阵。十几分钟后,手捧一番辛苦得来的果实,底脆且微黄、不黑不焦,肉鲜香,第二天,为了这包子,我们又去了趟夜市,临走前其实还想去一解馋瘾,可惜,为了去诚品看看,只得作罢。

 

去诚品时,刻意选择地铁,感受台湾百姓的市井生活。刚看完陈凯歌的《搜索》,那部不让座引发的“血案”,对台湾的公交实在好奇。车厢里站着不少人,但每节车厢都有二个座位是空着的,仔细一瞧,原来上面写着“博爱座”,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老弱病残孕的专座。好习惯养成了,周遭的一切就会好。

 

到了诚品,发现就像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有书桌和台灯,也有座椅,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这里呆上一天。看累了,到楼下买点吃的,解决了肚子问题后,又可以上来继续蹭书看。尽管我那天,很不幸运,旁边坐了两个台湾绝望主妇滴里咕噜说个不停,尽管分贝不高,但还是让人心烦,对他们侧目了几次,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台湾人在公共空间里都是轻言细语的,绝无拿着手机、旁若无人、高声喧哗的人。安静,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声频,以至于我要经常要压低嗓音说话。回到上海后,接到朋友来电,朋友大吃一惊:“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温柔?”赶紧解释:“刚从台湾回来”。

 

 

感受多友:很青春、很爱美、很温情

 

08年访学城大时,我们几个多友就互相调侃为“八哥、八妹”。经常深更半夜还“八”个不停,从大家各自研究的课题到周遭事物,城大带给我们太多可以分享的趣事。今天,就继续八卦一下多友的三大特点:很青春、很爱美、很温情!

 

李老师、何老师实在是很青春的杰出代表。不仅外在,还有内心。本来我并不知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经李老师推荐,赶紧买来碟片看,这次在台湾还特意跑到沈佳宜和柯景腾去过的小火车站,看到铁轨旁缀满柚子的果树和满枝桠的许愿竹筒,很是清新了一把。这次,李老师又提到《悲情城市》,赶紧上网瞧瞧,一瞧即是一天,顺着这个枝蔓,不断延展,总算弄明白什么是“二·二八事件”,什么是原住民的痛,才明白交错的上海话、台湾话、日语、宁波话原来就是台湾光复后复杂时代背景的一种写照。我主观臆测李老师除了喜欢读余英时、萨依德的东东外,还喜欢女主角辛树芬和“芒花开了,白蒙蒙的,像雪”。

 

再次见到何舟老师,已是四年后。一大早,华泰王子饭店门前,看到站在台北街头的何老师,感到“流光容易把人抛”就是错误的言论,任他樱桃红了,芭蕉绿了,我自逍遥。晚上,路过章平门前的何老师,看到李老师、何晶等穿着新衣服分外妖娆摆pose的样子,赶紧四处找自己的世新校服,那份迫切和寻kitty而未果的失望神情,还是与小朋友颇为神似的。

 

多友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爱美。一日,午餐过后,参观一个个具有创意色彩的小店铺。有一家是专门经营围巾的,店家将丝巾的一角系于屋顶,一条条悬垂下来,粉的、蓝的、白的……,惹得一群女博士,穿梭其间,因“竹喧归浣女”的景致,她们美其名曰“浣溪沙”。哪些人抱得丝巾归已不记得,只听到陈先红因为太不节约而被其他学友炮轰,理由是她的衣橱里已搁置N条围巾,一不留神又被美好的事物给公关了。而复旦大学的许燕,即便是到了台北,修身的工作也绝不耽误。看到她一袭旗袍款款上车,正夸她民族风依然刮着,她却来了一句:“你没看见我穿运动服”,在台北的清晨里慢跑,而且一跑就跑到了美军司令部。

 

多友最让人佩服的特点是温情。多友很爱亲人、爱朋友。和南师大张宁一边逛店铺,一边聊他当年要做的思想史,冷不丁,他来了一句:“师姐,不陪你了,我要在这里给我太太买礼物。”转脸看见张红军,同他八卦张宁的“贤惠”,没想到,红军同志补充说明:“我带了一张清单,老婆要求的东西,一二三全列上面了”。胡适先生所说的“三从四德”概莫如此。除了爱护家人,多友也彼此温暖。不经意间,总有人会帮你撑下伞,为你送上防晒霜,为你留个座,注意你的健康。如果你下次参加多友聚会时急需什么,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大声说出来,总会有人满足你的愿望。最搞笑的是,当我们坐在大巴上享受冷气,准备发车时,独不见南师大骆正林,原来,老实的他被迫当差,为了满足其他姐妹的好奇心和收藏癖,只能冒着烈日,折回头、去店家索要漂亮的广告宣传册。

 

良辰美景只有配上心性相投的人,才体会得到其中的妙处。当年看《洛克传》时的所思所得大都变得朦朦胧胧了,唯清晰地记得这位17世纪思想巨匠写给友人的一句话:“活着就是去到那里,并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能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智识观点、美景美食,人生真得会平添许多乐趣。

 

 
同期兄妹沈荟(左)、何晶、张红军在学学文创园区  

邓丽君在此安息

                                                   



沈荟 (上海大学)
2012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