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聲音

学术的温度感——我在城大访学


 

我于2012年4月到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一月,收获多多。 

城大让我结识七位中国传播学界的青年才俊。他们是:勤奋的罗慧、幽默的朝阳、热情的建杰、活泼的晓笑、厚道的大伟、优雅的刘瑛、清新的张森。 

城大让我领略了媒体传播学院老师们特色各异的风采,他们或以严谨见长,或以批判著称;或关注网络新媒体,或关注新闻工作室;或嘴角始终挂着浅笑,或谈笑间露老板锋芒;或闭花羞月,或风流倜傥。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各位老师尤其是李金铨和李喜根两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对于做学问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与思考。 

——做研究讲求学术积淀和承前启后。任何研究都不能动辄拍脑袋,满足于书斋内杜撰新名词、提出新概念,却本身并没有多少现实解释力,或者满足于为那些压根就不懂学术、甚至只是脱口而出的政客们的论断做注脚、写应景式文章。研究应基于已有的理论和过去的发现,与已有的文献接轨,寻找合适的理论框架,以求对这些相关的理论尽绵薄之力和有所贡献。简言之,论文就是论文,论文不是对于某个现状的只言片语的议论,或者发一通不着边际、无伤大雅的感慨,而是需要做扎实而艰苦的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继而在既有学术理论的框架下和范围内,以完成数据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过程。 

——做研究要讲求方法,但不要为方法而方法。在城大访学的一月里,老师们为我们开设了不少专题讲座。这些讲座让我们领略了城大老师们在采集研究数据方法上的严谨。但是,通过他们的讲座,我也感到,在他们的眼里,方法是研究的当然前提,是需要听命于研究问题的。也就是说,先有研究问题,然后根据问题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这让我不禁反思国内目前似乎有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为方法而方法,往往只满足于一堆漂亮的数据或者一堆原汁原味的访谈,而缺乏必要的在数据与理论之间的穿梭与反复,缺乏在抽象阶梯上的上上下下,从而使得数据或没有被充分地解释,或与理论两张皮。对于此类研究,也许应该呼之曰没有灵魂的“方法秀”。 

——做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植根于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比如,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介绍他们的学说而已,做他们的信徒而已,而是应该思考,他们当年的问题哪些在今天的世界里、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活力、有启发、有价值,仍能够可以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哪些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完成,或者是他们还没有进行全面解答的问题。做研究需要有现实关怀。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纯地掉书袋,我们不能满足于冷冰冰且自娱自乐的工匠式的研究,我们要做有温度、有人文情怀和现实关怀的研究。 

——学术的公共性。正是因为做研究要讲求现实关怀,所以,真正的学术是公有的,是实践主义(pragmatism)的,是为全社会共享的知识。但眼下学术专业化(professionalized)的倾向,越来越与学术的公共性背道而驰,日益成为仅为圈子内人士共享的知识,日益变成小众群体之间的互通行为。如果过去说隔行如隔山,那么今天即便同行也已经有隔山之感了。同时,学术的非公有化趋势令我们越来越陷于小问题和对于精确方法的片面追求,有“杀鸡用牛刀”之嫌。李金铨老师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感叹:“前人的研究方法也许不是那么精确,但问的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举座哑然。 

——学术的模仿与创新。中国人偏好直觉思维,西方人偏好概念、逻辑和证据。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好的论文或者著作,我们需要不断地体悟它们的作者到底问了什么问题,用了什么方法,用了哪些概念,是怎样呈现的,使用什么逻辑把概念编织成理论的。李金铨老师告诫我们不要东抓西抓,不成系统,而应该找跟自己研究志趣相近的若干著名学者的论文或者著作来通读,这样才能系统,并从而内化他们看世界的视角与方法。随着积累,逐步扩大自己所关注学者的范围,并逐步确立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风格。他说:“到最后,最好的学者都是打破学科界限,不拘一格的”。 

——学术的中国元素。当国内一些学者偏爱以“中国国情不同”或者“中国特色”的名义拒绝与国际学术界对接的时候,城市大学的老师们认为既不能过于强调理论的普适性,也不能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闭关锁国的危害不仅仅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学术。特别地,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兴起的,我们要发展它,就绝不能关起门来,自搞一套。为此,中国的学术要发展,首先应该将学术的国际化逐步提上日程。李喜根老师认为我们可以进行三方面的努力:依照国际标准进行研究生的培养,使他们对所研究领域及邻近领域有充分、深入和坚实的知识储备,并初步具备从事原创性研究的能力;充分合理地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如:国外学成回国的学者、海内外交流项目),培养和建设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队伍;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进行科研,建立常规性的、对于研究成果的同行匿名评审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把西方的理论进行再改造,加入中国的元素,以适用于中国的语境,并从中国的独特情境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将我们的研究变成世界知识的一环。李金铨老师将其概括为:“沉潜——转变——再造”。 

总之,如果说国内论文数量大跃进和削尖脑袋挤项目的浮躁氛围是一种推力,直让我愈来愈远离学术本身应有的纯粹的话,那么城大的访学一如曾经的海外进修一样,一次次地将我拉回对于学术的敬畏感觉中来,并让我对中国的学术前景怀有真诚而良好的愿望。

当然,城大一月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学术的温度感,还有无数的欢声笑语与觥筹交错,更有一些搞笑的小故事。不过,限于篇幅,这些有待其他多友来丰富了。



尹连根 (深圳大学)
2012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