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細看紅塵 ─ 中文及歷史學系主任
李孝悌教授專訪

撰文: 董顯亮

中文及歷史學系主任李孝悌教授

年初中文及歷史學系舉辦立系之喜典禮,主禮嘉賓參與切燒豬儀式,喜氣洋洋。李教授親自挑選旳系徽,是一幅相互交纏的伏羲女媧圖,正好表達中文與歷史這兩個獨立學科融合為一的精神。

香港城市大學雖然地處鬧市,但總有一方寧靜地,供人潛心教學研究。一間傳統裝飾的辦公室,隔絕校外紛繁擾雜的大千世界。目及處,原來置身於蔥蔥鬱鬱的林木之間,遺憾似是少了些清溪泉澗,窗邊鳥鳴;但此時,雖不聞天籟,卻有諄諄教誨縈繞耳邊,這人籟之音也確合三代樂教。這次訪問的主角就是中文及歷史學系系主任李孝悌教授。

初見中文及歷史學系的系名,不免心生疑惑,華語世界中,極少有其他學系將中文與歷史這兩個獨立學科融合為一。不過,李孝悌教授喜悅地認為這富有創新的精神和動力,也是城大人文學科的創造性轉化。他指出如要了解中文及歷史學系,不妨先從系徽開始。系徽經李教授親自挑選,其實是一幅伏羲女媧圖,圖像取自漢墓,女媧居左執規,伏羲居右執矩,人首蛇身,相互交纏。伏羲女媧乃華夏民族創始神,既是兄妹又是夫妻,暗合中文歷史之關係,二神在規矩方圓間劃定了中國傳統精神,騰雲飛昇之際,又為這精神注入生生不息的能量。

取長補短,這喻意了學系裏中文、歷史、文化遺產三個組別跨學科間的互動和融合。這正是李教授的願望之一。李教授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多年,曾主持「明清的社會與生活」主題項目,項目團隊聚集了歷史學者、藝術史家、文學史研究者,他們彼此學習,交換真知灼見,持續團隊研究,成果豐碩。在現代學科意義上,中文、藝術史和歷史,三者訓練極為不同。藝術史同中文有相似處,其傳統的研究方法注重解析具體文本,如一首詩、一篇文、一幅畫,這種方法值得歷史研究者借鑑,以補正累計材料而不去解釋的弊病。通過層層剖析細微事物,揭示事物背後隱藏的意義,這是李教授心目中偉大的歷史著作之共同特點。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Robert Darn ton 的《貓之大屠殺》(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還有哈佛大學孔復禮(Philip A. Kuhn )所著的《叫魂》(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復禮先生是李教授在哈佛的導師,他研究的「叫魂」表面上是一種迷信,身後的象徵意義卻無窮無盡。「孔先生高明處,是將『叫魂』放在大的時代潮流中討論,以區別民俗學介紹,而其中解析材料的方式,又與藝術史和中文的操作非常相似。他還受到紀爾茲(CliffordGeertz,1926-2006)等人類學者『深描』、『意義的詮釋』相當大的啟發。」李教授娓娓道來。

那麼,怎樣實現跨學科交流呢?李教授表示,近期他們計劃設置兩門共六學分的共同基礎課程(Common Foundation Course),學系三個組別的學生都要求修讀,課程內容初定為「經典選讀」,涵蓋古今重要作品。他承認,設立新課程非常困難,跨組別選課更為不易。但他們有信心,以這門基礎課程為起點,依靠學系多樣的資源,發揮特色,以區別傳統專業設置,在城市大學這樣一個理工科為主的院校裏,肩負其獨特的使命。

教學以外,李教授還談及學系的研究發展方向。目前,學系已建立一個由九位世界級知名學者組成的「學術諮詢委員會」,透過和不同地區不同領域專家商討,決定將「全球化城市」(或沿岸城市)列為研究重心。稍微了解李教授的人都知道,他以往的研究和城市密不可分,早年既以研究「上海的大眾文化」聞名,後來從近代回到明清,聚焦於「士大夫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方法偏向於文化史。但優秀的歷史學者絕不會重複自己的研究,此次重心雖仍是城市,但他希望採取更為豐富的處理手法。

他認為,歷史學是一個寬廣的學門,在過去一百多年成為一個現代學科,不斷受到各種各樣其他學術領域的影響。例如,法國年鑑學派的Ferna n dBraudel(1902-1985),受到地理學影響,對近代歷史學貢獻非常大,影響幾代學人。後來,文化史像洪水猛獸一樣席捲而來,衝擊社會史的研究陣地。文化史和社會史兩者的認識論完全不同,前者建立在後現代主義之上,後者則是受到社會科學和反現代化思潮的影響;但這並不意味着兩者不能結合。他希望學系將來研究沿岸城市時,會結合社會史和文化史兩方面,重視移民現象、商業網絡、文化交流。既有社會史、政治史的大敘述,也有文化史的小論述。他再次提到其導師孔復禮先生,孔先生早先從事非常枯澀的社會史研究, 可是撰寫《叫魂》時,已具有很強的文化史傾向了,他會去處理恐懼、謠言、宗教,層層剖析,最後跟人口的增長和長江下游的社會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把整個社會的大問題勾勒出來,是值得學習的典範。

李教授認為,在沿岸城市中,香港扮演了非常特別的角色,是重要的交流管道,在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中,某種意義上,比上海更重要。香港華洋雜處,位於交通樞紐,如果要討論移民,還有和東南亞、東北亞的交流,香港必不可忽略。但就他目前的觀察,學者對於「香港史」研究的關注程度還遠遠不夠,這和早些年「臺灣史」不受重視的狀況類似。他認為臺灣和香港非常相近,兩地都被殖民統治過,對自己的歷史和身份認同有極大的危機感,香港目前的狀況幾乎是在重演臺灣歷史。早期研究香港史,把香港史定位為地方史,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Cosmopolitan City)的身份,只把香港當做一個漁村的論述體系,這會掩蓋許多問題。

李教授認為,當學者換上不同的「眼鏡」,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去分析同一個問題,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早年,他寫作南京的「風花雪月」,筆調流露出文學式浪漫,而現在,他也會用當年「不屑」使用的量化統計,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環境遷移,心態也隨之變動,這讓他不斷變換看待中國歷史的角度。而始終不變的,是他對理論的醒覺,對學術趨勢的敏感。他提醒大家,從更為寬廣的視野研究沿岸城市之前,掌握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是第一要務,然後才能進一步談及所謂的深厚的和寬廣的描述。

為甚麼如此強調細部知識,李教授十分愉悅地分享了他的學術探索經歷和目前的研究構想:其一,是他對中國傳統考據學家的態度之轉變,原先,他認為考據學家的工作瑣屑無聊,直到他看到惠棟(1697-1758)對王士禎(1634-1711)作品所做的考據—《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惠棟將王士禎詩中難以理解的花鳥、物產做了詳盡解釋,這讓他受益匪淺,於是開始佩服這些「多識蟲魚鳥獸之名」的考據學家,認為這是中國傳統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他認為:「假如對細部的東西不了解,則不太可能去重構士大夫的生活史和文化史。」

其二,是他受到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以及由香港中文大學科大衛(David Faure)創立的「華南學派」很大的影響。「華南學派」的特點是在社會史的基礎上借鑑人類學知識來研究歷史。李教授說:「解讀歷史文獻當然重要,但研究歷史不做田野考察,其實很難進入歷史情境,從而確切的瞭解研究的對象。」他曾和鄭振滿一起,進入中國鄉村,到每個鄉村裏去觀察,觀察當地的組織宗教,學習當地知識,把表面看上去非常荒謬的東西,解釋得有道理。這需要長時間和嚴謹的學術訓練,談及此處,李教授流露出對香港學術訓練的些許質疑,他認為香港整個學術環境,趨於功利。在哈佛求學期間,他花了很多年才獲得博士學位。他認為:「目前內地、香港、英國的博士學制都太短了!」

為了完成以上這些目標,中文及歷史學系已陸續展開多項學術研究活動,如已結束的「兩岸三地中國文學與歷史研究生論壇」、「明清南京的社會與文化及其現代轉型工作坊」、「傳統中國的沿岸城市及其近代轉型國際研討會」、「16-19世紀東亞的海上世界國際研討會」,和將要舉辦的「2015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接下來,李教授說他們一方面會引進一流的師資,增加學系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將會培養高質量的研究生,讓這些學生到復旦大學、海德堡大學等名校進行更多學術交流。

中文及歷史學系是人文社會科學院第七個學系,很榮幸,我們共同見證了其誕生和成長,更希望能達到郭位校長所期望的「為中國、亞洲及西方的知識交流做出貢獻,推動全球發展和人類進步。」李教授和中文及歷史學系的所有教職員,實在是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