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聲音

内蒙纪行


第一日

 

7月28日临近中午时分,我正准备拨打曾娅妮的手机,约定下午怎样去双流机场,不料她却打电话来了:“喂,顺顺,我中午有个约会,咱们只能分头走了,三点半机场大厅见吧!”她还说自己突然好想吃顿火锅再去内蒙啊。我一听就乐了,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天啦,不会吧?你要一身火锅味地坐飞机?”那一刻,我在心底里耻笑她那被重庆和四川的美食宠坏了胃,说出来的话也极不厚道地刺激着她:“嘿,我昨天晚上就去吃了火锅的呢!”当她悻悻地说“已经决定吃中餐了”,我幸灾乐祸地安慰她“内蒙古美食多多!”

 

吃罢午饭,我早早地上床午休。两点半,正准备出发,却下起了雷阵雨。我从背包里取出雨伞,拖着箱子,风雨无阻地出门了。我比娅妮先到机场大约半小时。当她到达登机口时,我正在kindle上读《陆犯焉识》。她对刚刚的约会和美食只字不提,却对我的大红kindle护套情有独钟。她说“我们换吧”,我答“好吧”,然后她就三下五除二地把一个暗红护套换给了我。(昨晚她来电,说我那大红封套又被别人掠夺走了,此人已逃逸到了米国。)闲聊了一会儿,广播里传来了去呼和浩特的旅客登机的消息。我们从广播里学到了一个生词:Hohhot。

 

飞机按时抵达白塔机场。甫一着陆,我迫不及待地开启手机,向“多闻雅集”群里发出了一条微信,“我也平安降落啦!”。大约十分钟后,陆双梅也发了一条,“顺铭,我和庄老师也刚降落,一起走?”可惜,当读到她的微信时,我和娅妮已坐上了机场大巴。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呼市青年,即将去湖北念大学。得知我从成都来内蒙旅游,他一脸诧异,“我觉得内蒙古最没啥可旅游的了,我非常喜欢成都,我妈就是成都人。”我一边与身旁的这个向往远方的年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呼市由淡而浓的夜色。

 

从下大巴到打出租车,堪称是无缝接驳。还没下车,我就看见了内蒙古师大教育宾馆门口的欢迎横幅。进入大堂,看到的第一个多友是栾轶梅,就在我们匆匆寒暄之际,多友们变魔法一样地出现了:李老师、何老师、Kitty、刘晓程、尹良润,等等。有的打了个招呼,有的来不及打招呼。当我在报到表上签完名字,一转身,陆双梅和庄晓东正站在我身后。双梅一副笑脸,热情洋溢。

 

娅妮住在我斜对门。我洗完脸,去敲她的门,想看看她的室友是谁,发现轶梅、许静和她正聊得很带劲。我的到来,改变了“三个女人一台戏”的格局,但热烈而兴奋的交流氛围却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的变化。当话题转到明年成都的多友会时,轶梅开始对四川的美食和川西的美景如数家珍,赞不绝口。她说的有些东西,我也唔知哦。例如,她盛赞乐山的烧烤,而我没吃过,我只惦记钵钵鸡。她还表扬了我发的那些关于四川美食的原创微信,让我很是心花怒放。而当我问及“黄埔四期”的朱丽丽等人来了没有时,竟然马上接到了丽丽的电话,问我在哪里,邀我去四楼会议室吃西瓜。于是,我和娅妮开始了战略转移。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我完全没有去想西瓜会有哪些人在。走到门口,我看见一屋子人围坐在会议桌边,谈笑风生。一进去,一阵七嘴八舌的热情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有点晕。靠近门口的一个女生斜扭过头,眼睛和嘴巴的表情都故意地作了夸张处理,旁边的人出题了,“黄顺铭,这是谁?”我一下子怔住了:明明就很熟悉呀,咋个突然就短路了呢?大家都在等着我给出答案,我有点紧张却没慌张,短短几秒之间,加足脑力,在多友脸谱库中搜索了一遍:“沈荟!”。这时,张红军凑过来,摆出一副电视主持人的派头,用有着微妙差异的语气,接连追问了好几遍,“你确认她是沈荟?”我坚持着自己的答案。在这过程中,“考题”默契地配合,始终一言不发。我上一次见沈荟,是在七年前的南京多友会上了。通过了此番考验,我才顺利地落座,吃上了西瓜。

 

第二天一早,李老师才看到高山冰“多友西瓜会 四楼会议室”的微信,遗憾自己因为倒时差的原因早早地睡了,并希望当天晚上再来一次西瓜会,未果。听说,后来在鄂尔多斯响沙湾的那个下午,有人花50元买了个西瓜。对于那场西瓜会,我无缘见证,殊为遗憾。

 

 

第二日

 

会议当天的午餐是自助餐。我和郑欣、丽丽、何晶、沈荟等人坐在一桌。席间,郑欣以自己的故事引出了“假如老婆和孩子同时落水,你会救谁?”这个看似很狗血的问题,竟然得到了持久而热烈的回应。午餐的高潮是由几个十二、三岁的二代多友——朱丽丽的女儿甜甜、沈荟的女儿汪思博与邓绍根的女儿邓子豫——所上演的,她们向李老师献上了一个神秘礼物。我欠起身,太远,没瞅见。

 

下午,有几个人翘会去了大昭寺。当他们回到会议室,赶巧听到我在讲偶尔翘一下会也是不错的。去年,我与尹连根和张大伟翘会,去黄河第一桥边喝盖碗茶。后来,在尹励节小朋友关于兰州-敦煌之旅的记述里,我是除她爸爸之外唯一被提及的多友。晚宴时,其中一个翘会者说,本来还有点愧疚的,但我的话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正当性。晚宴的气氛特别好,先是同桌相互敬酒,接着就是流窜作案,爽朗的笑声四处流溢。饭罢,大家三五成群地散去。我与张洪忠、梁励敏、曾娅妮等人到街头散步,一边享受着凉风习习,一边聊天。Nick Couldry是励敏与我聊天的核心人物。第二天早上得知,李老师他们一拨人晚宴后去了校园漫步。

 

 

第三日

 

第三天,真正的风情考察开始了。

 

早餐时,我和沈荟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误把一种咸菜当成了土豆丝,取了不少。我试图吃完,可实在酸得我呲牙咧嘴,满脸愁云,只好作罢了,有点狼狈。

 

上午的行程是参观呼市博物馆。面对这个新得有点过分的博物馆,我一丁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拿着手机东拍拍,西拍拍。导游在解说完第一个早期文明馆之后,乾坤大挪移,直接把我们带到近现代馆。我和朱丽丽立即果断地退了出来,折回去看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在被裹挟在人流中参观完近现代馆之后,甜甜居然很快找到了她妈妈。在接下来整个参观过程中,我给她们母女俩拍下了很多照片。每次拍完,甜甜总是不忘“谢谢小黄叔叔!”让我蛮意外的是,在这里看到了关于三星堆的临时展览。丽丽问我,“小黄,你有没有去过三星堆?”答曰:“没有”。原来,我也跟那个呼市青年一样,一直在憧憬着远方的风景。

 

丰盛的午饭过后,我们两辆车立即上路,直奔下一个目的地:辉腾锡勒草原。我对于内蒙古的想象,首先来自于初中语文课本上的那首“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睡眼朦胧了好一阵子之后,麦克风里传来了导游的声音,说马上就要抵达目的地了。于是,我跟不少人一样,开始对自己进行全副武装。太阳帽是一早就戴上了的——我为此次出行准备了三顶帽子呢。我拿出50倍的防晒霜,把脸、脖子以及手臂仔细地涂抹了一遍。防晒霜是我上次为了爬华山在西安买的。下车前,导游还教了我们一会儿该怎样喝下马酒的礼仪。下车时,我用无名指蘸了酒,动作生硬地弹天弹地摸脑门,然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放一饮而尽。

 

展现在我眼前的这片草原完全没有风吹草低的那份丰腴,草低矮而稀疏。干瘪的草原击碎了我先前的大部分想象。尽管如此,秉持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我决定要好好地体验一下骑马的感觉。这时候,仍然是骄阳当空。我说要去打开行李箱再穿件外套,不料许静老师从包里掏出一件借给我,我一试,居然还蛮合身。可当看到王晓梅试图用一根纱巾帮梁励敏老师抵挡阳光时,我慷慨地把借来的外套转借给了励敏,然后回车上打开行李箱随便取了一件外套。后来才发现,这件绿色外套注定无法在草原上为我打上一抹亮色。骑马时,我与刘晓程夫妇、李老师以及励敏一组。晓程的太太本不打算骑的,最终没有经受住我的一番游说。她很喜欢自己骑的那匹马,毛色很纯,还有一匹小马驹一路相随。

 

当马夫把我们领到一座敖包时,我们都下马拜祭。我捡了一块大大的石头,捧在手里,顺时针三圈,又逆时针三圈,然后把一个大大的心愿抛到了敖包上。有趣的是,有的人转着转着就晕菜了,或者忘记自己到底转了多少圈了,或者不记得自己的起点在何处了。拜祭之后,我们以敖包为背景,轮番拍照。拍照时,李老师双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扣在一起,我猜测这应该是代表了某种神圣的含义,但我没问。

 



“呃,他做的这个是啥意思呢?”

 

骑马回来,导游发了钥匙,让我们去各自的蒙古包放行李。在离蒙古包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座敖包。一些人陆陆续续地朝着这座敖包走去,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看到草原上蝴蝶翻飞,唐小兵后悔刚刚没有叫儿子明明一块出来。早上出发时,我看见明明手里拿了一个扑蝶的网子。到了敖包跟前,我起初并未拜祭,直到张芸说敖包是要见一个拜一个的,我才去拜了。我费了很大一番功夫,找到了一块石头,还蛮大的,而何晶苦找半天也只觅得一个袖珍石片。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拜祭完毕,大家又是拍照。娅妮抱怨,我在她们还没准备好时就拍了,或者都准备好了却半天也没拍,我则以要抓取富有灵魂的照片进行自我辩护。也许,朱丽丽已经适应了我的这种拍照方式。在随后的合照环节,张洪忠和我轮流做摄影师。大家席地而坐,以敖包为背景。沈荟看见洪忠对焦时明显朝左偏,笑言自己被框在外边去了。后来,在看到王蕾微信给我那一组照片时,我立刻乐了,有一张真的就是半个沈荟在那里灿烂如花地笑着。其实,在会议当天,开幕式之后的茶歇时间,我也曾以小半个身子进入了以李老师为主角的照片。我当时就在微信上向栾轶梅抗议了:“瞧瞧那张,我被作为路人甲给劈开啦!”轶梅以“下次给你拍成男一号哈”的许诺,才平复了我那颗受伤的心灵。大部队在蒙古包的另一边,那里上演着的剧目是摔跤。当我们几个赶过去时,好戏刚刚散场。

 

晚饭时间到了。开席大约十分钟之后,我才猛然意识到这可不是一顿普通的晚餐,它被赋予了一种神圣仪式的性质。有人开始装扮李老师,衣服一上身,一个蒙古王爷就呼之欲出了。李老师也蛮有娱乐精神,故意搞笑地把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嘿,就这样,依然王爷范儿十足。然后,我们桌的王蕾被拉起来扮王妃,那扮相简直无可挑剔,流光溢彩,顾盼生情。接着,烤全羊的剪彩仪式开始。一堆人离开了桌子,围着盖有红布的烤全羊,围着王爷和王妃,举起手机、相机、iPad,见证和记录一个神圣仪式的展演。剪彩完毕,大家各自归位,每个人都参演了下一拨的献哈达仪式。然后,有人为王爷点了首《鸿雁》。然后,又有人为王妃点了《草原夜色美》。然后,许燕与蒙古歌手合作,奉献了《敖包相会》。再然后,赖正能引吭高歌《爱拼才会赢》,李贞芳毫无征兆地来了个伴舞,引来掌声雷动。晚宴行将结束时,王爷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捏着馒头,碰杯饮酒之后就啃一口馒头。唉,王爷看来没吃饱。

 

“王妃,来,别怕,咱动手吧!”

 

晚饭之后的娱乐节目是篝火晚会。大家在一个坝子里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手拉手转圈。之后,圈圈散了,大家又一阵群魔乱舞。我注意到一个穿裙子女郎,不是我们团的,醉意朦胧,很有点桀骜不驯的味道。沈荟说,她也注意到了。我立即发了一条微信。第二天,朱丽丽拿我打趣,“哦,小黄,原来你喜欢的是这种狂野型啊!”接下来,我突然发现手机没流量了,找个稍微安静的地方拨打10010。约莫十分钟后回到篝火现场,发现我们的人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一头雾水,“啊,什么情况这是?”

 

第四日
 

一顿简单的草原早餐过后,我们又迎着灿烂的朝阳,朝响沙湾进发了。导游告诉我们,行程大约六个小时,午饭后进入响沙湾。从草原到沙漠,这一巨大的视觉转换层次激起了我的浓烈兴趣。

 

上车后,我与张硕勋没聊一会儿,就开始昏昏欲睡。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被身旁的两个小男孩给吵醒了,睡意顿消。一个是前排伍静的儿子状状,一个是后排白红义的儿子淙淙(可大家都误以为是“虫虫”呢!)。状状和淙淙都在五岁左右,而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却始终没弄清楚。当他们站在座椅上啊啊啊地遥相呼应时,我就不偏不倚地处在他俩声轨的中间点上;当他们下来在过道里蹿来蹿去,我也时常会被碰到。已养了一阵精神的我对于小哥俩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试着与他们互动。我把自己化身/声为一个小孩,先与状状互动。我羡慕他手里的老虎玩具,央求他借给我玩一下。一会儿,就和他混熟了。他开始来到过道里,就站在我的斜前方一两尺远的地方。我说,“来,背首诗,好不好?” 淙淙的兴趣也被调动了起来,立即从椅子上下来,自告奋勇地说自己也会背。我说,“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背,好不好?”结果淙淙胜出,大大方方且字正腔圆地背了一首。从《咏鹅》、《春晓》到《锄禾》,小哥俩就这样背开了。最让我惊艳的是,淙淙说要背一首上海话童谣《侬姓啥》。我以一种少见多怪的夸张表情说道:“哇!太棒了!再来一遍哈,我把它录下来。”淙淙非常配合,对着我的手机又字正腔圆起来:“喂喂喂,侬姓啥?我姓黄。啥呃黄?草头黄。啥呃草?青草。啥呃青?碧绿青。啥呃碧?毛笔。啥呃毛?三毛。啥呃三?高山。啥呃高?年糕。啥呃年?大噶拜呃年!”;

 

“妈妈,我以后要在这里开个唱!”

 

接着,我让他们转换频道,“来,我们现在来唱歌,好不好?”于是,一场赛歌又开始了。淙淙几乎都是唱的儿歌,而状状则走成熟路线,几乎全唱大人的歌。淙淙的演出一如他的朗诵,字正腔圆。旅行结束第二天,我在机场再次偶遇红义一家,闲聊中才得知淙淙正在上声乐班,科班出身呢。状状与淙淙的演唱风格迥然有别,声音时强时弱,高音一起来,摇滚范十足。另一个不同是,淙淙能够把每一首歌都演绎得非常完整,而状状每一首几乎都只唱得副歌部分。看到状状的演绎,我骤然想起了李红涛——一个声称只(会)唱副歌的人。小哥俩就这样一首接一首地交替着,我、雷霞、庄曦等几位观众毫不吝惜我们的掌声与赞美。当状状咧开嗓子,唱起汪峰《春天里》的副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留在,在那春天里”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第二排的何老师忍不住大加赞赏:“他唱得很好的,他真是用生命在歌唱!”赛歌结束后,状状居然捧着个mp3播放器,对《春天里》进行单曲循环,循环到她妈妈都觉得烦了仍不罢休。看来,这小家伙注定是一个摇滚胚子啊。第二天午饭时,状状又再次演绎了一次“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照例是用生命在歌唱。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一手一根筷子,边唱边舞,让人忍俊不禁。只可惜,何老师在另一间房,无缘目睹到这一幕。

 

经过六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终于到达了午餐地点。匆匆用膳之后,我们准备进入响沙湾。车上,导游开始推销魔术头巾,十元一条。我的行李箱中本来有一条,但还是随大流,买了一条。进响沙湾的人被分成了两拨,戏称少年组和老年组。少年组去仙沙湾,玩的是骑骆驼、飞索、摩托车等生猛刺激,而老年组则去悦沙岛,观看婚礼表演等人文项目。带着二代多友出游的几乎都选择了仙沙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声武和太太周医生在玩沙时,开始了短暂的劳燕分飞,各玩各的。导游在买门票时耽误了很多时间,引来一阵怨言,不过当大家一坐上缆车进军沙漠,个个都还是笑逐颜开。下了缆车,绝大部分人都花十元钱租了一双鞋套,或大红,或金黄,灿烂夺目。我选了一双大红鞋套,可没绑好,走了一会儿就开始滑落,我干脆脱了,请导游代为归还。

 

我和张洪忠决定先去玩最刺激的沙漠飞索。这个项目大受欢迎,队伍排得老长老长。当我们赶到时,发现周裕琼等人已先到了。白红义夫妇把孩子扔一旁玩沙子,也不愿错过这份刺激体验。大约等了半小时,才轮到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滑行时不让戴眼镜,当沙漠在我眼前疾速地展开和更迭时,我只获得一种雾里看花的视觉感受。坐飞索时,周医生其实也与我们一组,可惜当时我就愣没认出来,以至于和洪忠去骑骆驼时没有叫她。不过,在骑骆驼时,我们还是有缘分在了同一组。在接下来的项目中,我们就都是以三剑客的面目出现了。与去年鸣沙山长达半小时的骑骆驼相比起来,这次短短几分钟实在太不尽兴了。尽管如此,我们仨都还是买了骑骆驼的靓照,留作纪念。

 

“哎呀,妈呀,这才叫酸奶嘛!”

 

从骑骆驼的地方到骑摩托的地方,必须下一个陡坡。我们在陡坡处拍了照片。洪忠拍了两张我超喜欢的,我摆了个在沙漠上打滚的姿势,一张在微笑,一张在耍酷。那一刻,我真的有一种想滚下去的冲动。耍酷这张现在成了我的微信头像。我们将所有项目都一一体验,并在约定的时间之内赶到了集合地点。

 

“我想打个滚,你们别笑哈!”

 

从仙沙岛返回时,少年组再一次分化了。一拨人先滑沙下去,再坐索道,另一拨人直接坐索道。我对去年鸣沙山的滑沙还记忆犹新,自然是想滑沙。丽丽说她请客,替我买了票。无奈工作人员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危险的项目,我软磨硬泡,仍然不行,只能遗憾地退了票。在刚刚降落的暮色之中,我与郑导游成了少年组殿后的两个人。排队坐缆车的人很多,我们排在了屋外。

 

从仙沙岛返回时,少年组再一次分化了。一拨人先滑沙下去,再坐索道,另一拨人直接坐索道。我对去年鸣沙山的滑沙还记忆犹新,自然是想滑沙。丽丽说她请客,替我买了票。无奈工作人员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危险的项目,我软磨硬泡,仍然不行,只能遗憾地退了票。在刚刚降落的暮色之中,我与郑导游成了少年组殿后的两个人。排队坐缆车的人很多,我们排在了屋外。

 

突然,沙尘暴骤起,雷电交加,顷刻之间我的脸上、身上、帽子上、背包上满是细细的黄沙。隔着魔术头巾,我也吃/吸进了不少的沙粒。黄沙一股一股地飞扬着,似乎一波强过一波,我掏出手机试图记录下这一刻,却只能拍出一片的灰灰朦朦。有人在感慨,“哎呀,这是响沙湾,还是响雷湾啊?”此时,缆车仍在正常运行。当我们终于一步一步地挪进了有遮挡的过道时,暴雨咔嚓咔嚓地下来了,队伍瞬间往前挤了不少。前面的队伍也不动了,显然缆车已停运了。面对此景,我心平气和地感受老天爷的这份深情厚谊,郑导游则心急如焚。她给两辆车的司机打电话,不通;又致电另一个导游,还是不通。那一刻,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她的愁云惨淡:与司机和导游同伴失联,担心高速公路因为雷暴而关闭,担心在酒店预订的晚餐。她说,她做导游九年以来也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当洪忠发短信问我“你们如何?”并说“我们已回”,郑导游像是看到救星一般,急切地让我问问有多少人已回到车上。直到确认只剩下我和郑导游还在受困,她悬着的那块石头才总算落了地。受困期间,刘晓程也在群里给发来了大家的关切,并嘱咐我节约电量,保持联系。我和导游商量,干脆让他们先走,我们等雨停了再想办法赶赴鄂尔多斯会合,但他们仍坚持要等我们一块走。据我目测,大约有200人被困。虽然有些人脸上锁着一丝愁云,但整体氛围却颇为平静,大家依然有说有笑。一个多小时后,如注的暴雨和惊天响雷终于变得寥落了,缆车恢复了运行。当我和郑导游终于坐上缆车在凉风飕飕的黑夜中行进时,我心情大好,掏出手机拍下了夜景。她笑我:“你还有拍照的兴致啊?”当我们回到车上,车厢里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郑欣还给我送来了中午打包的馒头,我微信他,“从来没觉得馒头如此好吃!”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

 

后来,我听张洪忠和唐小兵讲起他们的沙尘雷暴遭遇,发现那真是让人惊魂不已,而我虽被困最久,却倒是安全的。

那天的晚饭真的是一顿“晚”饭。有些什么菜品我都忘了,只记得自己喝了六碗姜汤,有点甜,有点辣。

 

第五日

 

这是旅行的最后一日。虽然大家昨晚都睡得很晚,但早餐时我却发现大家都神采奕奕。昨晚也是我此次内蒙之行睡得最安稳的一次,一宿无梦,直到6:30被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闹醒。早餐菜品异常丰富,色香味俱全。早餐时,还听说黄月琴昨天晚餐时掉了一小包。早餐后,警察也来了,看来非同小可啊。当我们的车朝成吉思汗陵刚刚开出不久,就传来了失而复得的好消息,车厢里顿时一片欢呼。

成吉思汗陵只是一个的衣冠冢,然而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朝圣之心。进到大殿,我们庄严肃穆地行了一个集体性的拜祭仪式。仪式最后,主持人让我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上香跪拜,这为程式带入了一种开放性。仪式之后,导游对着壁画为我们描述了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千古传奇。在看壁画的过程中,淙淙偶尔会走过来,在我的手心轻轻挠几下。他轻声问,“我给你按摩,痒不痒?”,而我总是报以一个极度夸张的表情,哄他开心。在接下来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和高山冰还去拜祭了大殿外的敖包。这是我内蒙之行拜祭的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敖包。这里的祭拜方式与辉腾锡勒草原有所不同:顺时针绕三圈,再把石头抛上去。我抓了一把碎石子,许下了好些个心愿。

午饭时,大家向李老师敬酒,祝贺他在今年ICA(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获得B. Audrey Fisher导师奖。这也是多友们在兑现一个美好的约定。四月份,闻此喜讯,多友们纷纷在多闻雅集群里表达了热烈的祝贺,并约定内蒙聚会时再好好庆贺。午饭结束时,陶格图以一首献给父母的蒙语歌曲,表达了多友们对于李老师浓浓的感佩之情。

午饭后,张洪忠、曾娅妮、沈荟、许静等几位多友离开大部队,赶往鄂尔多斯东胜机场,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其他人则坐车返回呼和浩特。就在汽车临近呼市时,五岁的状状站到座椅上,转过身,独自轻声哼唱了起来:“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这个低低的童声给了我猛然一击,开始发酵我的离愁别绪。后来,在教育宾馆门口,我一直等着看到所有人都走了,才拖着行李,去找自己要去的七天酒店。

 

一周后

前天睡午觉起来,看见伍静发来七条微信语音,短者1秒,长者5秒。我点开一听,说话者不是伍静,而是状状。只有一条表达了完整的信息:“你……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人吗?”我希望,明年的成都聚会,这小家伙还能记得“坐在[他]后面的那个人”。

 



黄顺铭 (四川大学)
2014年8月12日